在耄耋之年为自己编一本“自选集”实际上是一次“自我盘点”，是人生进入第四季度时对自己生命的前三季度的学术成果进行一次自查与自评。就我的人生前三季度自查而言，我觉得自己经历了治学的“三部曲”——“起步”、“转移”与“回归”。我是从研习新文学“起步”的。但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来了一次学术研究的阵地“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要编一套大型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分工给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任务是编一本《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由于这一流派中苏州籍的作家较多，对挖掘本地的有关地方史料我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我只好从头学起，坐了三年图书馆作科研上的“转轨”准备与实践。这次重点的转移花去了我和我的同事以及部分研究生的近20年中的主要精力。我们对这个近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流派作了一次严肃的“学术性”的考察，像过去研究新文学作家一样有一个正规的“科研流程”，在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费的资助下，先是编出资料集，其次编选他们的代表作品选，再次编撰该流派主要作家的作家评传，然后根据这一流派的特点编写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和演义等“类型史”，最后合成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至此，我认为第二部曲的重点“转移”程序基本完成。我觉得或许可以进入第三部曲的“回归”历程了。那就是我既懂得了一点精英文学的知识，又粗通了通俗文学的门道，我是否可以“回归”到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宏观审视中来，或许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或“另类”的文学史观，供同行专家质疑与批评，请同行专家与读者指教，并共同探讨与切磋。

　　我的文学史观是：中国的现代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通俗文学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曾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流派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逆流”，也不是现代文学史中的“陪客”与“附庸”，而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知识精英文学组成了现代文学的雅俗两翼。“双翼”才能展翅高飞，因此，一度被称为“两个翅膀论”。但是这仅是一个“比喻”性的形象化称谓。我既想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元化”的独步局面，于是觉得用“多元共生”的提法更显得“学术化”。我认为，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的对象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根据上述的理由它当然能成为“多元共生”中的一“元”；而“一元独生”的现代文学史，倒是人为的描述，不如称为“新文学史”来得确切。就中国通俗文学而言，在明代农业文明的城市繁荣中，产生了像冯梦龙这样的通俗文学大师，他曾提出“话须通俗方传远，事必关风始动人”。而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则是在工商文明都市中，承续了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衣钵；而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网络类型小说是通俗文学的接班人。冯梦龙-鸳蝴派-网络类型小说是一个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的“文学链”。冯梦龙时期的印刷是木刻版，鸳鸯蝴蝶派时期的媒体是机械化，而现在网络类型小说已经进入去油墨化和去纸张化的时代。一些在市民中受宠的作品，才随着在网上巨量的点击率而“网而优则纸”，由出版社出版，或者“网优则‘触电’”，在荧屏上热播，大众通俗文学自有“后来人”。而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给市民大众通俗文学以地位，或者无情打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失误。而将市民大众文学命名为鸳鸯蝴蝶派实际上也是一种蔑称。他们的作品中也有很上水准的精品；他们有不少人身兼作家与报人双重身份，作为报人，他们在自己所编的副刊上发表过许多政论与杂感，他们的这种文体，自有其艺术特色。而且每每能站在“社会良知”和“市民喉舌”的立场上发出正义的声音。因此，鸳鸯蝴蝶派不能概括他们的文学内涵和社会能量，我们应该赋予他们“市民大众文学”的称号。我以为他们的优秀和较优秀的作家向社会中下层市民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由于市民大众文学的通俗性，也能在粗通文字的农民中传播，受到他们的欢迎与得到他们的共鸣。

　　今天，回顾这治学“三部曲”，我估量，自己只是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报了一个正式“户口”，也许它不再是“黑户”了；再就是在雅俗鸿沟中填了几铲土而已；而我相信真正填平这条鸿沟的艰巨而细致的工程是自有后来人的，我坚信，填平有期，填平必定！

　　本文为《填平雅俗鸿沟——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