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上海市监狱总医院采访一名患病服刑人员时，记者意外见到了躺在同一病房内的一名严管对象——3月27日奉贤街头砍人案犯罪嫌疑人臧某。面对病房里进进出出的人，臧某表情木然，眼皮也不抬一下。医生说，臧某被捕后，因多处受伤被送进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治疗，虽然伤情并不危及生命，司法鉴定也证明并无精神疾病，但其精神状态却异常低落，始终一言不发。

　　几天前，臧某痊愈出院，此时的他已截然不同，几次在与医护人员和民警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造成2死11伤严重后果的深深悔意。

　　“顽石”是如何被打动的？服刑人员在这所特殊的医院里是怎样医治疾病和心病的？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打开平日里紧锁的重重铁门，向记者和广大读者本色呈现。

　　1　组织“敢死队”做手术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是上海唯一一所专门收治罪犯、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及其他违法人员的综合性医院，这个“唯一”决定了无论面对什么对象，医护人员没有任何犹豫退缩的空间。

　　不时有服刑人员在入狱体检中发现患有艾滋病，其中一些还处于发病期，需要立即治疗。内科护士徐敏说，她碰到过一个病人，刚查出艾滋病时情绪不稳定，输液时突然拔下针头，在每个人面前晃来晃去。明晃晃的针头，就像一枚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晃得每个人心里发麻。虽然，当时正在查房的院长及时妥善处理了此事，但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不留下心理阴影。更何况，在日常治疗中，险情也可能发生。

　　2000年，监狱总医院第一次收治一名需要手术的艾滋病服刑人员。开刀自然见血，感染风险倍增，那次，当时的外科主任带头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被他们自己戏称为“敢死队”的特别医疗组。但那之后，给患艾滋病的服刑人员做手术，很快成为习以为常的事。而且，随着收治人数增加，被输液针头扎破手指、患病者血液溅到体表之类的意外也难以避免地发生过。在半年的窗口观察期里，医护人员心头的煎熬可以想象，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下一个艾滋病人的收治，正如外科护士长朱蓉所说：“害怕、惶恐的时候，职业使命感是最好的武器。”

　　2　“黑玛丽”在此获重生

　　外籍服刑人员中，一些人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始于这所特殊医院。

　　在3楼一间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在病床上学会上海话的赞比亚籍艾滋病服刑人员，内科科室主任潘澄给她起了一个昵称：“黑玛丽”。

　　未婚妈妈“黑玛丽”第一次运毒到中国就在海关被查获，入狱时又发现从男友那里感染上艾滋病，药物副作用使她一度病情危重。照顾她的看护犯刘梅说，“黑玛丽”刚进医院时心情沮丧，对周围人很敌对，虽会说简单中文，却动不动就用英文向刘梅和医护人员大吼，再加上因为长期卧床长出5个溃烂流脓的褥疮，最严重的一个有拳头大，医治、护理都不容易。

　　“黑玛丽”刚到医院时不肯吃中餐，医生护士给她买来面包，后来发现她喜欢吃鸡蛋，便安排食堂轮流做白煮蛋、荷包蛋、炒鸡蛋等。一天晚上，“黑玛丽”病情出现反复，已下班回家的潘澄开车赶回40公里外的医院时，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120跳，四肢麻木。经过一整晚的抢救，医生终于从鬼门关上把她救了回来。如今，“黑玛丽”的褥疮已全部愈合，她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刘梅告诉记者，给“黑玛丽”剪好头发，她会一脸享受地说“适意来”，医生来查房，她也会说“中国医生交关好！”

　　3　只记病名不记罪名

　　记者在采访中习惯性地问起服刑人员的罪名，医护人员常常答不出来。护士徐敏说：“我们只记病名，不记罪名。”的确，在监狱总医院，服刑人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得到充分尊重，身体的病被治愈，心病也被连根拔起。

　　几天前，医院收到一封艾滋病服刑人员王建出狱后寄来的感谢信。他说，患上艾滋病，连自己都嫌弃自己，第一次来到医院，医院政委谢忠明和主管民警张庆很自然地与他握手，谢政委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心里暗暗吃了一惊。一股暖流从掌心传来，他的心中也开始对改造和治疗有了信心。王建的叔叔也在信里说，家人曾经难以接受王建的服刑和患病，他受邀来医院参加艾滋病日活动后很受触动，回去后劝说家人重新接纳王建，同时鼓励王建积极改造。

　　被病人亲切喊作“阿伯医生”的陆景行有一项绝活——再顽固的绝食病员遇到他，最后都会“投降”。有一次，监区送来一名长期绝食的病员陈辉，陆景行跟他谈心，陈辉有时脾气暴躁恶语相向，有时又沉默寡言不理不睬，甚至还向他吐口水。陆景行了解到他的女儿还很小，妻子工作又不稳定，独自拉扯女儿很不容易，便从这点着手，时而痛斥陈辉自私，时而鼓励他积极改造争取减刑，足足谈了几小时，终于解开陈辉的心结。陆景行唤人送来饭菜，陈辉却已经饿得拿不动碗，陆景行拿起碗筷，一勺勺喂进陈辉的嘴里。后来，陈辉情绪反复，陆景行干脆每到饭点就守在他床边，监督他吃完才肯走。陈辉再也找不到绝食的理由，精神一天天恢复，很快回到监区，后来表现很好，数月前已减刑出狱，与家人重聚。

　　4　与使诈者斗智斗勇

　　普通医院的病人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治好病。”这里的病人有时却恰恰相反，心里盼着：“千万别治好病。”所以，绝食、自残，甚至自杀，时不时有没病找病或病了不肯治的患者。胃镜室门口的两个塑料桶，一度装满从服刑人员肚里取出的各种圆珠笔，而医护人员有时还得兼职做侦探。

　　去年8月，“腹痛待查”的王哲从监区被送入总医院，连续数天验出血尿，奇怪的是，各种仪器检查下来，身体指标全部正常。“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陆景行想不通，跟着王哲走进厕所。一连三次，王哲都说“有人看着，我尿不出来”，最后实在没办法才肯解手。这一次，尿液各项指标全部合格。王哲瞒不过去，只好乖乖交代。原来，每次验血后，他会把压针孔的棉球藏起来，再放进尿液里涮一涮，以达到伪装病情逃避劳动改造的目的。

　　贫血的病人为什么一直治不好，甚至恶化到血色素仅为4克？夜班值班医生的一次“跟踪”揭开了谜底。这天晚上，病人秦方提出上厕所，医生觉得他神情很不自然，便悄悄跟在后面，果然看到他用手指抠破肛门放血。如果不是因为医生的细心，秦方意图装病保外就医的诡计几乎得逞。

　　内科护士长沈蓓蕾说，类似情况经常发生，所以碰到病员提出要求，哪怕只是在换药时多要一块纱布、一根棉签，护士的脑筋都要转一转，“几条纱布可以搓成一根绳子，木质棉签磨尖了可以做武器”，每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后面都可能藏有安全隐患。至于病人抠喉吐药、把药剂倒进马桶，更是家常便饭，所以护士往往要监督病人老老实实服药、输液，以免他们借治病逃避监管改造。

　　5　白大褂里一身警服

　　在采访中，不少医护人员不约而同提到一个词——职业使命感。那么，职业使命感从何而来？

　　潘澄告诉记者，没来监狱总医院工作前，从医多年却也不知上海还有这样一所医院。白大褂里穿警服的特殊制服，让从小有着英雄情结的他一阵激动，主动报名，走进了这所建造在高墙里的医院，成为承担全院六成工作量的内科科室主任。

　　听说潘澄换了岗位，一直认准他治疗的老病人辗转拨通他的办公室电话，埋怨道：“你怎么不管好人，去给坏人看病？”其实，在监狱医生眼中，面对的只是需要帮助的患者。

　　作为建立在监狱内的医院，这里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当然并不是普通的医患关系，正如潘澄第一天上班时从院长魏巍口中听到的：“首先是执法，其次是行医。”但同时，“服刑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同样拥有生命权和健康权。他们站在法庭上是被告人，躺在病床上，只有一个身份——病人。”

　　潘澄记住了这个原则，而后来的工作经历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悟：“病人一个个恢复健康，与我告别走出总医院的大门时，我内心总有一份欣慰。不管他明天走向何方，哪怕终点是刑场，我们使他的身体少受些病痛折磨，体面地告别人世，我想，这也符合人道主义吧。”

　　（文中服刑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