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丽娃河畔来了“文革”后首批大学生。童世骏就是其中之一。告别崇明岛农场，他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从此与哲学结下了毕生之缘。1996年童世骏成为第二届“曙光学者”。“曙光”照耀他更加坚定地前行。

　　那时的童世骏，已经完成了在挪威的博士学业，并开始形成在批判理论和实践哲学方面的研究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写了不少讨论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罗蒂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思想的论文，但他并不喜欢“某某人研究专家”的称号。仔细观察这些论著，尽管研究的是西方的哲学文本和社会思潮，但字里行间更多地流露出对中国现实的人文关照和对中国问题的学术求解。用他的话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研究西方思潮流派，然后再反观我们的国情，看待有些问题就更清楚了，也更容易找到全面的答案。”

　　只要时间允许，童世骏就会“突然”走进某个课堂，安静地坐在教室一角，听课、记录。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请来一批名师，走上教学展示研讨课的讲台，为青年教师展示如何上好课。童世骏，上海首届高校教学名师，也是其中之一。“好的课堂教学也是一种表演。给青年教师多一些培养，才可在课堂里收获更多精彩。”他说，作为一名老教师，他十分乐意与青年教师快乐分享教学心得，以躬身实践引领青年教师站稳三尺讲台。

　　作为一校书记，童世骏把哲学的方法论渗透到办学领导之中，用哲学眼光来审视人才培养、党的建设、队伍建设等问题。“要发挥在看似一堵墙的地方敲开一扇门的精神”，“要处理好‘低调’与‘自信’的关系、‘从容’与‘进取’的关系”，“建设优雅学府、培育栋梁学子”……这些说法既有本土气息也富思辨色彩，让不少身边的同事津津乐道，也给校园带来了不少新鲜感。如果说，“曙光”照亮了青年学者的成长之路的话，那么，童世骏这样一批成长起来的曙光学者也成为一个个“光源”，汇聚起上海教育的改革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