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8年初，对简化字的反对与批评就成了政治问题。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即使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汉字的简化之路也没有止步。1972年，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与6名同事被周恩来亲点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继续从事汉字的改革研究工作。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二简”）开始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在《人民日报》上试用。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二简”在制定过程中过于仓促、急于求成，又加之简化数量太多，一时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使用困难。同时，汉字随意简化的思想在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开，民间自造、乱造简体字的风气愈演愈烈，社会用字一度混乱不堪。到1986年6月，国务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决定“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至此，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终归告一段落。
然而，“二简”字却没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笔下仍不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残迹，如“歺（餐）、迠（建）、祘（算）、午（舞）”等。更多的“二简”字被保留在中国人的姓氏中，如“闫（阎）、肖（萧）、付（傅）、代（戴）”等。
时至今日，简化字最大的优点——“易认好记”、“简便好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籍华人学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发现，人脑是通过并行过程处理文字的整体图像，而非一笔一笔地记录。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而简化字的推行，是以对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的禁绝为前提的。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为不规范、为“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弟”的行为，反而影响了书写效率。
简化字的扩张之路
拨乱反正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身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在1964版基础上作了个别调整，收录简化字2235个，成规范汉字的标准。《简化字总表》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350个不可用做简化偏旁的字，第二部分为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字，另含简化偏旁14个，第三部分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类推产生的简化字，共1753个，第四部分收录部分异体字和地名更改用字。
《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简化汉字并非信手拈来，而是采取“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即广泛借鉴采纳历史用字和民间俗字，真正的新造字数量少之又少。文字学家叶籁士、傅永和曾做过统计，现行的简化字中，始见于先秦的有49字，占12.63%；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见于隋唐的31字，占7.99%；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见于元代的有72字，占18.56%；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有一字，占0.26%。
简化字初创之时，在海外一度引起轩然大波。1971年，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合法席位，简化字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官方使用文字之一，并由此逐步得到各国的认可。
早在1969年，新加坡就公布了与中国大陆相同的502个简化字。到7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已经使用和中国大陆完全一致的简化字。泰国原本严令禁止华文学校教授简体字，但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禁令也逐步取消，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授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
日本使用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日本称之为“略字”），其余为传统汉字。略字中，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有53个，如“体（體）、会（會）、学（學）、礼（禮）”；相似的有9个，如“変（變）、辺（邊）、桟（棧）、斉（齊）”；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如“図（圖）”等。
在欧美国家中，简化字的实力由小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形成了简体字和繁体字平分天下的局面，给外国人学习汉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的大陆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加之孔子学院的推广，简体字的传播领域越来越广，很多国家的汉语教学机构甚至放弃繁体字教学。联合国也在2008年宣布所有中文资料采用简化汉字书写，而不再使用繁体汉字。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