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院”是大庆油田总部所在地的简称。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大庆最高指挥机关为什么不称“一号院”，至今想来，颇觉自己的粗疏。

　　1976年8月，我从一个采油队的工人，直接被调到“二号院”。调我的大庆知青办主任曾在我们采油队蹲点，当时油田正搞一次教育活动。可能在活动过程中发现了我的什么长处，硬是要调我这个“右派”儿子到他办公室工作。我不知道他在油田领导和有关部门做了多少工作，才让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以一步登天。那时，他才三十五六岁，比我也不过大十来岁。一直到他调离知青办，他都没跟我说，是如何帮我调到知青办的。现在我懂得，他对我的期望，和因为期望所甘于承受的压力会有多大。我记得，去知青办报到后没几天，毛泽东逝世了。我在知青办留下的第一张照片，是读报上的讣告。

　　他仅当了我领导三年，就调去北京的国家建委工作。去上海出差时，他还特地去我家里探望我的父母。老父亲生前每每说起，就夸大庆不歧视“右派”子女，夸这位主任敢用人。老父亲枯槁的心底，因为我领导的到来，被照入了一缕阳光。三年，是人生短暂的一瞬，这位我第一次遇见的大领导，让我知道，一个正直、有勇气、敢于担当的人，会让人一生铭记。

　　知青办的同事中，有好几位都是从大庆先进钻井队和采油队抽上来的基层领导，他们文化不高，却都朴实、热情，对我这个上海青年呵护有加，每次去机关的农田播种、收割，都手把手教，帮着我干，连善意的取笑都没有。每当秋阳升起，我踩在丰收的田野上直想歌唱。而到了我为领导写报告的时候，他们都一个个轻手轻脚，有的还会为我冷了的茶杯里添上热水。那份温暖，至今想来，还热气未减。

　　我们的办公室与油田地质处共用一栋平房。地质处汇集了油田最优秀的地质专家，也可以说是中国油田地质界最高端的人物，不少人载入中国油田地质发展史。天天和他们在一起，我却又感到，这是一群可爱、可亲、坦诚、幽默的人。那位女副处长，胖胖的，戴着眼镜，见人就亲切地笑着。那位中年女地质师，下班时总能听到她的歌声：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这歌声，让我想起在大兴安岭时，行走在山野中的情景，使我对这些地质师有了更多的亲近感。那位不修边幅的高个子副总地质师，闲时来我们办公室串门，总能把我的两位女同事逗笑得东倒西歪。下班的时候，我有时给他们理发，他们高兴地调侃我：上海来的髙级理发师。

　　这样一些大知识分子，在仍然艰苦的年月里，安于做事，乐于生活，又发现了大庆周边新的油田，让自己写进了中国石油发展的史册。 

　　在地质处，唯一的年轻人是小宋，她是时任大庆主要领导、后任石油部长的宋振明的女儿。她文弱而白皙，行走廊道、进出大门，相见于人，只浅浅一笑，但亲切真诚。在与她一栋房办公的几年中，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其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领导大庆会战，在当大庆领导的年月里，每当大年三十，便带着白酒去钻井队慰问，与工人同饮。有人诬蔑其作秀，工人说，我们喜欢这样作秀的领导。1980年，上任石油部长才两年多的宋振明，因“渤海二号”钻井平台翻沉事故，被免去部长职务。十年后，病故于大庆。其骨灰除安放八宝山外，在大庆他领导会战过的地方多处安放，并留下遗嘱，不要立碑，他说“死作大庆魂”。小宋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将一位与其父共同领导大庆会战的同事送的花圈扔出了会场外。她认为其在处理“渤海二号”问题上，对父亲追责，是一种不义行为。

　　我听到此事时，已离开大庆。但小宋的瘦弱印象仍然深刻，难以想象当她内心的激愤喷发时，会如此强烈。她对父亲深切的情感和崇敬的情怀，让我想起小宋时，不仅有了更多的亲切感，还平添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