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老朋友们的情况　

　　我正踯躅着，就听见低沉的呻吟，侧头一看，就在一栋破楼底下，躺了一片干枯的人。昏暗中，我看见他们向我伸出胳膊，掬着手，深眼眶中闪着灼灼的目光。一阵恶臭扑过来，一瞬间我差点儿喊出来，扭头一气跑回了医院，心还扑通乱跳，直想要哭。这些活骷髅是收尸队给集中的吧？掬着的手是向我要吃的？灼灼的眼光是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可怜的将死的人？惊吓、悲哀、同情、怜悯，似乎还有点儿愧疚，理不清的压抑，折磨了我好久。　　

　　西边街的坡顶就是英皇书院。大门顺着转角，原来安着很大的门扇，显得庄重、高贵、鲜亮的红砖墙，映着神气的男孩子们，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战前我哥哥就在这里上学。他说，英皇书院是不许女人进去的，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一探究竟的欲望。战后，学校停办了，学生散了，学校的门窗连同地板都让人给拆去当柴烧了，学校就像个张着大嘴的大怪物，趴在这转角路口。我探头看看，里面很大，静悄悄的，几次走到门口想迈腿进去，几次又停步缩回来。因为我怕里面也躺着饿殍。

　　百年繁华的香港，转眼变成了人间地狱、悲惨世界。

　　战争进行中间，朋友们相互都是生死不明，家里只来过一位客人，就是给爸爸做坟的石匠。他看我家在半山，面对敌人炮火，目标显著，让我们到山下他家去躲避。才相识不久的人，冒着危险上来关心我们孤儿寡母，妈妈十分感动。

　　停战后不久，就听说弗朗士牺牲了，Aunty谭的哥哥被登陆的日军枪杀了，陈寅恪伯伯一家还有梁漱溟先生都逃回内地了。楼下住的梭特先生入了集中营。他的厨子把家里的罐头给他送了去，说是梭特变得又老又瘦，在集中营得干苦力活儿，还挨日本人的鞭子，见到这位中国仆人竟痛哭失声。房客贝特兰入了战俘营，日本投降后，他写了一本书《在战争的阴影下》，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四十多年后，他将原稿寄给了我哥哥周苓仲，由我哥哥译成中文，编入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国际友人丛书”，也算一种缘分。

　　熊婆婆在交通恢复之初就回上海了。走之前，她希望和我妈妈一起去看望一下蔡元培夫人。我妈妈说，小报记者知道后，会对三个寡妇凑到一起作些无聊的文章，所以就让我陪她去了。蔡夫人我以前见过，蔡先生两年前在香港去世时，我父亲主持了他的丧葬大事。经历了战乱，蔡夫人更显瘦弱憔悴了。

　　熊婆婆还带我去看过梅兰芳先生，他就住我家上面的干德道，不远。回来时，熊婆婆说：“现在不唱戏，正好写点儿著作，他却老在家里睡觉。”

　　最后，我还陪她过海，去万国公墓给熊公公上坟。墓地虽中过炸弹，但熊公公的坟无恙。再问蔡元培先生的墓，看坟人说没有这坟，我们以为炸坏了。正遗憾时，看坟人恍然大悟似的说：“你们要找蔡子民吧？”熊婆婆哭笑不得，只好点头。原来碑上刻的是“蔡孑民先生之墓”，看坟人认为是“子”字。蔡元培先生的墓碑被弹片崩掉一角，幸无大损。

　　我们在炮火中受洗入教，一切从简，现在各样的规矩、礼节都得从头补上。好在我和哥哥在圣司提反都上过《圣经》课，天主造世界，亚当和夏娃，童贞马利亚生耶稣，耶稣死后又复活，这些都知道。教会介绍的“教母”叫左士琨，是港大的学生，长得挺漂亮，人也和善活泼，我们都喜欢她。她再教我们一些天主教的规矩、天主教的经文之类，就算通过了。七姨给我取了个教名Agnes，哥哥叫George。之后还有坚振礼，是在额上抹点儿油膏。还有一位教母，叫吴秀兰，大概有十六七岁，也是那种不认得多少汉字的华侨。她家就母女二人，离教堂不远，我又得定期去听“课”。课文全不记得，但她送我一串念珠，绿玻璃六角形的珠子，特别好看，我视若珍宝。又起了个坚振名字，是左士琨的教名，叫Beatrice，哥哥叫Alb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