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公园、绿地、广场、街道，甚至在建筑上总会星散分布一些体量较大的城市雕塑或纪念碑，填补空旷空间的缺憾，于美化城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不少雕塑取材于国家、城市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无疑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也给旅游观光者认识、了解这个城市提供捷径。

　　近代以后，西方殖民者也在上海立了不少城市雕塑和纪念碑，这些雕塑和纪念碑大多集中在全长约1公里的“英租界外滩”，就是今天的中山东一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雕塑在1945年之前先后被毁、被拆，每座雕塑和纪念碑都有与上海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的故事，记录了上海开埠后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壹

　　赤石纪念碑和常胜军纪念碑

　　1860年9月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通州城西郊的八里桥决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大清战败而告结束，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联军闯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但联军也有重大伤亡，战争结束后，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联军英军总指挥的巴夏礼决定为阵亡的英军在上海立纪念碑，但一些侨民对这次战争持不同的看法，于是纪念碑的选址就出现了分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纪念碑只能立在领事馆的花园里。纪念碑的设计很简单，就是一高约3米的大理石十字架，碑基设计为有三级踏步的长方形石基，纪念碑用枣红色的大理石，所以旧时称之“赤石纪念碑”，这应该是侨民在上海立的第一块纪念碑。由于该碑在领事馆内，能见到的人不多，记录和报道就更少了。我参加过多次“外滩源”项目的论证和验收，在外滩33号的大草坪的北侧还有一方半埋在地下的枣红色长方形大理石，面上还有插碑孔，这就是该碑的基座。 

　　在一些上海的历史照片中能发现外滩花园的南门外，即北京路外滩（上了年纪的上海人知道，这里原是48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有一方锥形的纪念碑，称之“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Army）纪念碑”。1860年对上海来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一年，那一年太平天国为了减轻清军包围的压力，派忠王李秀成突围东进，李秀成很会打仗，在半年间就攻陷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宁波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城市，并逼近上海，估计至少有30万苏南浙北的难民进入上海，使上海租界的人口瞬间增长了十几倍。华尔（Frederick Towmsend Ward）是美国军人，1859年来华，应聘任清军水师“孔夫子”号大副，他也是候选上海道杨坊的女婿，清廷准许华尔招募外国人组建“洋枪队”，因战绩辉煌被李鸿章嘉奖为“常胜军”。后来这支军队扩编，中国士兵占了大多数。1862年9月20日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击伤，次日死亡，接替者是英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江宁路旧名戈登路，即以其名字命名）。1863年12月的攻打苏州的战役中，戈登与李鸿章约定，由戈登招降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当常胜军攻下苏州后，李鸿章违言强行处死郜永宽，戈登对李鸿章的行为极为不满，就辞去了清廷授于他的将军之职，并明确拒绝皇帝赐给他的黄马褂、顶带花翎和一万两银子，并决定解散常胜军。战争尚未结束就要解散军队，这事情可真闹大了，李鸿章只得出来陪笑致歉，并加码增加赏赐，均被戈登拒绝。1864年5月31日，戈登在昆山下令解散常胜军，并命令所有军官全部辞去清军军职。李鸿章为挽回与戈登及常胜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挽回自己的面子，就拨款1500两在上海建“常胜军纪念碑”。 

　　该碑为一般的纪念碑样式，以正方大理石为基座，上面为方锥形碑，用中文镌“得胜”大字，并镌刻48名外籍阵亡将士名字，华尔名列其首，故又称“华尔纪念碑”。

　　贰

　　巴夏礼和赫德铜像

　　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是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立的妻弟，自幼学习汉语，1841年仅13岁的巴夏礼就随英军进入中国，参加《南京条约》的起草，1856年任驻广州领事，其间利用“亚罗号事件”扩大事态，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租界本来是清廷希望“华洋分居”而划出的一块洋人居留地，当1860年太平军东进，数以十万计的难民进入租界，于是租界又成了“华洋杂居”的地方。根据中外签订的相关条约，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触犯中国法律，须移交他们的领事裁判，同时，租界当局还规定，中国的捕快不得进入租界拘捕中国人犯。同样，凭租界的能力也很难处理租界内华人与华人，华人与洋人的司法案子，必须要建立一种特殊的法庭，才能确保租界司法的正常运转，于是巴夏礼与上海道商议在上海建立一个由上海道派出的驻租界的衙门，由上海道署献员和领事代表联合组成的“会审公廨”来审判、裁决司法案子。1869年，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上海领事团批准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正式生效，以后又在全国的租界推广，在中国近代司法史上占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对侨民来讲，巴夏礼为上海租界的安全和侨民利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878年，巴夏礼晋英国驻华公使，并兼任驻日本、朝鲜公使。1885年在北京逝世。上海的英侨以募资的方式在南京路外滩（大致相当于今陈毅像的位置）立铜像，并于1890年4月8日揭幕。铜像为全身立像，碑基为整块花岗石，正反两面分别用中、英文记录其生平与立碑意义。不过，上海人并不清楚站在石头上的铜人为何许人也，就称“铜人像”，于是，以前外滩南京路两侧的码头也被叫作“铜人码头”。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是爱尔兰人，19岁时到香港，在港督府任职，后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江海关内藏有200万两白银而被洗劫，海关工作秩序被破坏，于是外国的领事趁机向上海道施压，要求由英、美、法三国各派一人组成委员会帮办江海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与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外人帮办税务”的制度在全国推广，于是中国建立“总税务司”，相当于“海关总署”。1863年赫德出任总税务司，一直到1911年逝世，长达48年之久。赫德是“客卿”，即大清聘用的外国官员，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呆48年，一定有其道理。 

　　赫德像于1914年5月23日揭幕，就立在江海北关的大门外，正面朝北，望着外滩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1927年海关新楼建成后，改为朝西，面对海关大门，注视每天忙进忙出的工作人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巴夏礼和赫德铜像以及其他雕塑均被日伪拆除，日本军国主义试图以此减少欧美对中国的影响，树立日本人形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叁

　　伊尔底斯纪念碑

　　1894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德国为保护他们在中国山东半岛的利益，派遣多艘兵舰进入青岛及山东半岛海域。战争结束后，这些兵舰分期分批撤离。1896年7月23日，一艘叫“伊尔底斯”（Ietis）号的炮舰行驶到黄海海域时遭暴风雨沉没，舰上77名官兵无一生还，这也是在中国海域上第一次外国兵舰遇暴风雨沉没的海难事件。后来，德国派专业的打捞队打捞，死难的官兵按德国方式实行军葬，炮舰损坏极为严重，已无法修理，只能拖上岸作废铁处理。 

　　上海是德侨最多的城市之一，当他们获此噩耗后，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多家德侨社团联合倡议，在上海建立纪念碑，该提议得到工部局的认可，纪念碑的位置就设在北京东路外滩，与常胜军纪念碑相近的地方。 

　　纪念碑由德国雕塑家赖因霍尔德·贝加斯（Reinhald Begas）和另一艘兵舰的舰长格奥尔木·米勒（Georg Alexander Miiller）合作设计，就以沉船上断裂的桅杆以及轮舵为主体，以雕塑的德国军旗及花环为装饰，桅杆是铁质的，风吹雨淋容易锈蚀，还特请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工艺所镀铜处理。背面有巨大的大理石碑，碑文为德文，上镌：“纪念1896年7月23日在中国黄海风暴中遇难的伊尔底斯号炮舰全体船员”。 

　　1898年11月21日纪念碑揭幕，普鲁士享利王子来上海参加揭幕仪式，当时上海出版的德文《上海新报》有详细报道。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结束，12月2日，一批仇视德国的英国人将碑拉倒，当时上海已无德侨，此事即不了了之了。

　　肆  

　　欧战胜利纪念碑

　　年龄稍大的上海人应该还记得，在外滩延安东路摆渡口的边上有多级面积颇大的条石踏步，实际上这是外滩最大的纪念碑——欧战纪念碑的碑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根据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时，不论是国内的或在海外的公民，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应征入伍，上海富商，英籍犹太人维克多·沙逊是瘸子，上海人叫他“跷脚沙逊”，他就是在“一战”中应征入伍而致残的。上海也有许多英国侨民应征入伍到欧洲参加战争，不少侨民阵亡或致残，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纪念从上海出发到欧洲作战而阵亡的侨民，以及帮助因战争而致残的人们，上海的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决定在圣三一大礼拜堂（就是今天江西中路九江路口的那幢教堂建筑）建立“欧战中阵亡会众纪念堂”，英商上海总会（会所即今外滩2号）也放弃对非会员的偏见，决定出资在会所的对过，即今延安东路外滩建一座丰碑。 

　　纪念碑于1922年2月8日揭幕，英国领事法磊斯主持仪式，各国驻上海领事、武官千余人向阵亡者献花圈和花篮，华人代表也参加仪式。 

　　“胜利女神”是1863年法国考古学家在爱琴海北部萨莫色雷斯岛发现的，造型是一双翅女神兀立在战船台座上昂首吹着胜利的号角，欧战纪念碑的胜利女神造型有变动，更贴近真人，接近世俗。以胜利女神缅怀、纪念阵亡战士，庆祝战争胜利，其立意是十分明确的。也许，我们对历史不够重视，这座胜利女神纪念碑被许多人误释为“自由女神纪念碑”。 

　　城市雕塑不仅是城市空间的点缀、装饰，它更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希望如今上海街头巷尾星散分布的雕塑，能为这个城市增添更多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