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被誉为“中国摄影教父”的著名摄影家，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曾在介绍台湾传统文化的《ECHO》杂志（《汉声》杂志前身）任艺术编辑，这个工作让阮义忠第一次透过观景窗看世界，更让他重新面对童年时千方百计摆脱的乡村，走向“从土地汲取力量的人”——这是阮义忠通过镜头注视土地、体察生命的开始。在其三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持续以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专注记录台湾社会的变迁，他的五部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使他成为受到海内外瞩目的摄影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其创作三十年来第一本个人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以真挚隽永的文字娓娓讲述他摄影艺术之旅中有感触的故事和思索。
爱哭的童年
很少回忆儿时的情景，因为我的童年仿佛没有欢乐可言。一想到我就会赶紧打住，让思绪转个方向，免得碰触到无所不在的隐痛。
大概是这个缘故吧，日子久了，我竟变得有往事健忘症，留在记忆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桩都只是残缺片段，连不成一则稍微完整的情节。印象最强的反倒是结局；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经验无论是怎么开始和发展的，最后都是不愉快地收场。因此，我大半只记得伤痛，而忘却其它枝节了。
在我童年的那个年头，台湾的经济还是很差的，乡下人只有靠极为认命的勤奋和节俭，才能勉强养家。继承祖业木匠的父亲有九个小孩要养，把所有体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凿子、铁锤和一批批木材堆里；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担子。
他那一日日弯驼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颜、一日日稀少的头发，始终就不曾给过孩子们慈祥亲切的感觉。他很少开口说话，也很少对我们展开笑容。孩子和他的沟通都透过母亲传达，甚至连他在生气，也都是妈妈咬着我们的耳根：“你爸要处罚你了！”我们才知道。
父亲的木讷和严厉，使家里笼罩着一层高压的气氛，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无法把自己的感情倾吐出来，彼此很少沟通，大家都是闷着地一日日长大起来。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温驯听命的态度来尽子女的本分。我会表示不满、抗议，甚至以逃学、离家出走来抗拒自己的不幸命运。
不过，在我有胆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儿到学前阶段，我只有以每个人都有的本能——哭，来表示抗议。
我的爱哭是极为出名的，连附近邻居都怕了我。我动不动就哭，而且只要嗓门一开，就没有人劝得了，只有在我哭够了，觉得已经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时，才会甘愿地打住。而那时，我通常是筋疲力尽，喉咙都哭哑失声，就地一瘫就累极睡倒了。
在那些无理取闹的哭阵中，我那已经被扫把竹条鞭笞过的手和腿，会再加上很多条伤痕。但不论父母怎么吓我，或再加打几顿，我都不会妥协，继续哭，哭到大人们束手无策，反而会担心我哭伤了。那时，妈妈或者祖母会塞些我平常最喜欢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蜡笔，希望我收住哭声。尽管这些东西都得存上一两个礼拜的零用钱才买得起，但我都会把它们扔得远远的。我记得，自己那时的脾气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爱哭，被亲戚们认为是极没出息的表现；叔伯在教训堂兄弟姊妹们时，都会引我的例子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个年纪，我却一点也不以自己的臭名为辱，还很得意地认为：唯独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头痛。
那种哭，是需要极大技巧和毅力的，动不动就长达两、三小时，除了身体消受不了，有时还会惹来没人理的惨况。大人斗不过、哄不住，也就不再吓唬或施小惠了。于是，我往往会落得既可怜又可笑，独自在角落里，从轰轰烈烈的嚎啕变成有气无力的呜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来一场声势更壮大的，好证明自己没被打败。
我把每一场哭都当成突击战，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缘故，正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壮烈长哭。
为什么而哭倒是忘了，只记得自己没阖眼地哭到天亮。从傍晚开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饭、拉开嗓门。妈妈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饭桌之后，把我的碗筷留着，将剩菜拨到另一只小碗里，无可奈何地向靠在门坎旁的我说：“哭饿了，就自己来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沉，家里大小一个个洗过澡，准备上床睡觉了。每个人从我身边走过，都得把脚抬高一点，以免被我绊倒。
爸爸盯着我，摇摇头，叹了一口极为失望的气，丢下一句：“现世（丢脸）！”姊姊用脚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罢；妹妹踮着脚跟，怕惹火了我遭殃；两位哥哥则见怪不怪，从我身上一跨而过；弟弟们有的不明就里，有的对我做鬼脸。
我依旧哭我的，不顾一切。不多久，寝室的鼾声开始响起；月亮渐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长逐渐缩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饭菜终于隐没在黑暗中。
外面的猫叫、犬吠断断续续地传来，终至寂静，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我几近虚脱、如游丝般的喘息。我隐约地体会到，没什么人、什么事会被我的哭声打败；这场仗彻头彻尾是我在和自己拼斗。
半夜，妈妈起床来劝我上床，几乎已败阵的我却仍然坚持着不投降。妈妈莫可奈何，怜爱地在我手中塞了一个硬币。我已无力和以往一样把它扔远，只是不愿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币滚在泥地上，没有半点声音。
妈妈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气地盯着眼前的硬币。在漆黑的角落，铜板稍稍反光。两毛钱就想让我妥协？我哭不出来，仿佛最后一点的自尊都被击溃了。
天际渐渐露白，硬币上的花纹越来越清楚，我终于知道，那是一枚刚发行的一元新钱，大小与两毛硬币相仿。以我当时一周一毛的零用钱，得十个星期才存得起来！
这样的下场，真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破碎的尊严已恢复，我的哭终于使家人付出了大代价。可是，我竟然扔走了一块钱！虽然那一块钱依旧躺在地上，但我已经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还有尊严可言，但拒绝之后再拿，岂不连立场都没？对不能享用那一大笔财富，我几乎后悔了整个童年。
这一场难忘的哭的经历，让我告别了童年的某个阶段。之后，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顺遂中逐渐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