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外婆让刘谦初给肚里的孩子起个名字

　　为了省委扩大会议的顺利进行，外婆既是机要员又当警卫员，她打扫卫生、端茶倒水、放风望哨，直到五天的会议圆满结束，才歇了一口气。会后，外婆赴齐鲁大学、正宜中学、女子一中及鲁丰纱厂秘密活动，准备重建各种工团组织。可是，谁也想不到正在夫妻俩比翼齐飞大显身手之时，一场灾难却在悄然降临。

　　1929年6月26日，刘谦初要前往青岛、淄川、淄博、潍县等地，准备领导和发动青岛大康、隆兴和富士等七大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夫妻俩相互嘱咐匆匆别后，外婆便按约去省委秘书长刘小甫家取文件，她见暗号如旧，便径直进门，想不到没走几步便被四下埋伏的特务摁倒在地。这时，外婆并不知道刘小甫已经被捕，所以敌人审讯时，她坚持说刚从湖北乡下来，慌忙中走错了门，而丈夫黄伯襄是齐鲁大学教授，有籍可查，最近去武汉探亲访友云云。敌人见她真的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妇，糊涂得连自己的街道住院也记不清，便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其关押。

　　8月6日，敌人将她与刘小甫分押到济南警备司令部，随着一声声寒气森森的铁镣声，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走了过来。“啊！”外婆差点喊出声来。眼前站着的，是她的丈夫刘谦初。“我是人家用照片对出来的。你一个乡下妇道人家，什么也不懂。”走近外婆时，刘谦初边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边暗示着说。“先生啊！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外婆不顾一切地挣脱看守冲到了刘谦初面前。“我没有犯法，你不要着急，你已经有了身孕，他们不久就会放你出去的！周大哥和‘妈妈’盼着你早日回家。”刘谦初又一次提醒外婆。

　　原来，国民党济南司令部的殷钧才和吴保甫与刘谦初都在北伐军当过兵，后来殷钧才和吴保甫回到山东当上了国民党特警。他们通过刘小甫的妻子得知黄伯襄就是昔日的刘谦初，立即布下了天罗地网。刘谦初回到济南，听房东说外婆有一个月没回家了，便迅速化装转移。谁知，在胶济路的明水站，两个便衣侦探拿着照片对上了他，就这样，他落入了敌人手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外婆深深明白，如感情用事，他们夫妻必遭毒手。所以，她极力克制住心头的巨大伤痛，任凭敌人威逼利诱，惨无人道地施用“老虎凳”、灌辣椒水、上押杠、往指甲里插竹签等酷刑，尽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一口咬定丈夫不是共产党。

　　刘谦初比外婆受到的酷刑更多，也更重。敌人见硬的不行，又采用“美人计”。他们派来一个女护士给他打针和护理伤口，那个护士长得很美，态度轻浮，企图以色相勾引刘谦初，使他丧失革命斗志，但刘谦初始终不为所动。后来那个女人又开始向刘谦初求爱，死缠硬磨，厚颜无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刘谦初一怒之下打了她一个耳光。敌人恼羞成怒，用二十斤重的两副脚镣把他锁了五天。

　　虽然得不到任何证据，但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杀戮政策下，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判处刘谦初、刘小甫死刑，外婆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并很快得到蒋介石“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复电。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派起了内讧，蒋介石通缉汪精卫及其走卒，殷钧才等正好被划定在汪精卫一派，因此未来得及施刑便逃之夭夭。后来，案子转交到地方法院，因证据不足改判刘谦初、刘小甫八年有期徒刑，外婆被改判为半年。

　　正如刘谦初预料的那样，敌人见外婆有孕在身，何况也审讯不出任何秘密，便将她提前释放。出狱之日，患难夫妻隔门相见，泪如雨下，心如刀绞。刘谦初当着看守的面掏出两封信，看守瞅了一眼，不识字，便转给了外婆。这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由他介绍入党、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给向忠发当秘书的张采真的，让其转交给“母亲”；另一封是写给与他同在北伐军第十一军办《血路》杂志的董秋斯的，让他帮助照顾即将临产的妻子。

　　外婆让刘谦初给肚里的孩子起个名字，他说：“我早想好了。孔子说过‘见贤思齐’，意思是看见贤人就向他学习，不管是男是女，就叫思齐吧。山东自古为齐鲁之地，我们在这里工作过，也让孩子永远记得这里，记住我们在这里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