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一书大约有三四百个故事，第一个便讲关于如何才算忠诚的道理。

　　话说楚共王与晋厉王在鄢陵大战（公元前575年），楚共王的眼睛被打伤，激战犹酣之际，楚国将领司马子反口渴了四处找水喝，小厮谷阳连忙端着酒壶迎上去。子反一看是酒，骂道：“滚！怎么给老子喝酒！”谷阳答道：“这不是酒啊。”子反于是接过来喝了。哪知子反这个人一向贪杯，一喝就止不住，喝得烂醉如泥。战斗结束，楚共王召见子反，准备再战。哪知子反称自己心脏病发作打不了仗，共王不相信，亲自驾车去看望他，刚进帷幄就闻到冲天的酒气，退出来叹息说：“今天作战，我自己受伤了。现在要依靠司马子反，但是他却烂醉如泥，这是他要让楚国灭亡，不顾惜我们这些人！仗是无法打了，撤吧。”回来之后，司马子反被楚共王斩首。

　　故事叙述到这里，按照常理判断，司马子反临危之际，不能克制自己的嗜好而醉酒，贻误战机导致楚军战败撤退，应该承担最大责任，因此被斩首并不为过。受到谴责的，首先应该是司马子反。

　　但故事叙述人韩非子却不这么看。他认为，问题出在小厮谷阳身上，他不应该给司马子反喝酒。谷阳与司马子反不仅没有冤仇，反而对子反忠诚有加，然而正是这种忠诚，反而害了司马子反。韩非子因此得出结论：献上小忠诚，反而祸害了大忠诚。

　　韩非子硬把这个故事套进“忠”这个价值评判体系，大有破绽。谷阳作为一个小厮，如何可能知道楚共王的作战计划？谷阳作为一个小厮的本分，无非是哄主上开心，他也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理当受到表扬。韩非子本人在叙述这个故事时，也没有说谷阳同样受到了楚共王的处罚，说明楚共王能分清是非。

　　因此正本清源地说，司马子反因贪杯掉了脑袋，他自己应该为此负责。那么第二责任人是谁？显然是楚共王！

　　军人喜欢饮酒，这是古今通例。楚共王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此次大军出征，他应该制定相应的行军纪律，尤其对军中饮酒作出严格规定，并周知上下。但作为随军人员的谷阳，显然并不知道这项纪律。

　　而把韩非子的看法贯彻下去，必定置他自己于滑稽一幕。作为法家代表人物，遇到帝王和上级制造的违法事件或法制漏洞，便偷偷地刹住法制思想，为他们网开一面，并调转枪头，责怪僚属不懂得如何表达忠诚。

　　“法学家”本人在他讲的第一个故事里，已经埋下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标准模式：法并不高于一切，它与权术、威势处在同一量级，只是供帝王交替组合使用，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不用的一件统治工具而已。

　　用今天的观念来套古人，以今非古，不是历史的态度，不过如果古人的过时观念顽固地遗传给今天，这种非议就很有必要，事实上，韩非子的所谓“法制”思想，潜流于今，显现出来的便是这些年来颇为人诟病的“选择性执法”。

　　何谓选择性执法？就是同样的罪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身上，所使用的罪名、受到的处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中国大陆地区本来通行的是一套法律，何以会有不同的执法结果？

　　看看中国“法学家”的老祖宗韩非子的观念就清楚了。在他眼里的法律，并不是用来制约楚共王和司马子反这种上级，而是对付谷阳这种小厮的，韩非子如果是这个案件的执法者，他一定会以“不忠”的名义，第一个杀掉谷阳。这不就是最早的选择性执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