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遂昌西畈乡举淤口，是个地处深山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1914年8月21日，村民杨发熙家中迎来了第五个小男孩。根据族谱的辈分，给这个“加”字辈的小儿子取名杨加昌，他便是我的岳父，后来改名为杨可扬的著名版画家。 

　　7岁那年，杨加昌要进村塾读书了，这对乡下人来说是一件人生大事，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学名才对，于是“杨加昌”改成了“杨嘉昌”，至于是谁给他改的名，是祖父，是父亲，还是老师？现已无法考证，但“加”字上添了个“吉”字，饱含着长辈们对这个小男孩前程的殷切期盼。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杨嘉昌积极投身于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以刀为枪，进行着艰苦的抗日宣传。一群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在战火中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岳父敦厚纯朴，内向讷言，大家亲切地称他为“阿杨”。由于鲁迅先生不遗余力的引进推介，让中国青年木刻家们接触到如德国柯勒惠支、比利时麦绥莱勒等来自西方进步版画家的作品，使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土包子”眼界大开，他也学着时髦，用“AY”、“A.杨”作为笔名刻在自己创作的画面里。著名版画家赵延年打趣说，阿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这个名字上曾冠以洋文的版画家，实际上是个毫无洋气、真诚实在的人。

　　1942年，木刻家郑野夫带着“木刻用品合作社”从浙江丽水辗转江西上饶迁至福建武夷山麓的赤石镇，改名“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阿杨也先后来到丽水和赤石。他首先恢复编辑在丽水时因遭日军轰炸而被迫中断的期刊《木刻艺术》，随后，着重编辑“新艺丛书”。其中一本木刻组画集《民族健康》，便是阿杨所作。并开始用“安怀”作笔名，希望百姓平安、能得到关怀。 

　　抗战胜利后，阿杨随“木合厂”来到上海，这一年，“中国木刻研究会”也从重庆迁来上海并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阿杨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驻会办公。“阿杨”这个称呼，在正规场合使用似乎不太妥当，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土，于是，把“阿”字的耳朵去掉，留下“可”字，从那时起，他正式改名为可扬，作品的洋文署名也相应用“K.Y”。在正规的场合，他叫杨可扬，但那些昔日的战友，却始终亲昵地叫他“阿杨”。新中国建立之前，岳父还曾用过“周山”、“林间月”、“廖家平”、“亚槐”、“杜平”、“好文”、“恺洛”、“市岺”等笔名发表文章和美术作品。 

　　可扬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其实名与人并不副实，岳父为人内敛沉稳、纯朴忠厚、不苟言笑、严谨低调。资深编辑戴逸如也曾撰文：“明明是拥有太多值得发扬的业绩的尊者，明明‘天赋人权’，先生大名即‘可扬’，却认为‘凡事不可张扬’。而环顾四周，一些莫名其妙的无聊家伙，偏放肆地张扬不休。世间事就是这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