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31年入学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187号）圣玛利亚女校，1937年毕业。后世人们对于这一时期张爱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1944年7月发表的《私语》。这是张爱玲成年后回顾自己少女时代的一篇文章，以作者在天津度过的幼年为始，到8岁来上海，至中学毕业后与家庭的矛盾不断加深而出走为终，夹叙夹议，娓娓道出个中感受。1944年12月上海《语林》第1卷第1期发表的《记张爱玲》是另一篇重要文献，作者汪宏声是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他以亲历人的身份记录了张爱玲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若干片断，文章十分形象生动。

　　从两篇文章可以看到，中学6年，是张爱玲对“家”从厌恶到无法忍受的6年，也是她不断显露文学创作才能的6年。父母离婚不久，“家”因母亲的离去而显得索然无味：“有我父亲的家，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1932年，12岁的她首次在校刊《凤藻》上发表《不幸的她》，已经看透“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然而这篇处女作也开启了张爱玲的文学和人生梦想，“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后母嫁入张家，梦想渐行渐远。张爱玲虽有将那女人“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的想法，却最终只能采取逃避的办法住在学校，偶尔回家也能“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中学毕业之后，张爱玲与父亲及后母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无法忍受父亲及后母对她的谩骂、殴打和人身禁锢，终于在一个凄冷的夜晚逃出“家”门，再也没有回去。

　　《私语》和《记张爱玲》记述的，是张爱玲中学生活的部分侧影。而从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中发现的一些材料来看，张爱玲在中学时期每年都留下了班级合影照，但后人较少关注；张爱玲在《凤藻》1936年刊发表的一篇英语习作“The Sun Parlor”（《阳光房》）未见中文翻译版；名为“一碗什锦豆瓣汤”的调查表记录了少女时代张爱玲的兴趣爱好与人生梦想，其中颇有值得玩味之处。这些文字和图片，将使人们心目中的“张爱玲同学”更加生动形象。

　　六张“集体照”

　　1931年，刚刚入学圣玛利亚女校的张爱玲被分入“初中一乙组”。从1932年这个班集体的合影照可以看到，15位同学由低至高倚坐在一张长跷板上，出于安全和平衡等因素的考虑，身材最瘦小的张爱玲被安排在最中间。与其余同学相比，张爱玲明显还是一个尚未发育的“小小孩”，她身穿一件深色小格子短袖旗袍，目光游移在别处，与面对镜头微笑的同学们格格不入。1933年的“初中二乙组”同学合影，张爱玲身穿浅花色旗袍居中站立于后排。仅仅一年间，她奇迹般地一下子长高了许多。在20位同学中，张爱玲亭亭玉立，神情也似乎老练了不少。转眼到了1934年，全体初中毕业生在学校健身房前合影。甲乙两组同学合并到一处时才会发现，甲组同学在穿着仪态方面确实要比乙组同学成熟得多，后排站立于一边的张爱玲看上去比前一年又稚气了一些。1935年的高中同学合影中，站在后排左侧第二位的张爱玲又一次在镜头面前神游物外，目光偏移至右侧。也许真的就像她的老师汪宏声所说的那样，“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1936年夏，张爱玲高中二年级班级合影，照片中的她依然站立于后排，身穿一件深色旗袍，身形消瘦，脸上全无一丝笑意。1937年终于迎来了高中毕业季，周围的很多同学烫了新潮卷发，穿得花团锦簇，张爱玲站立于后排偏左的位置上，依然一袭式样陈旧的深色旗袍，依然神情落寞。中间坐着的两位女同学合执一面三角小旗，上面写着“We are ready 1937”，让已然知道张爱玲之后命运的人不由地恻隐“Are you really ready ，Tsang Ai-Ling？”

　　阳光房里的木盒

　　圣玛利亚女校与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重视英文，轻视中文。学生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而中文却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然而，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却诞生了才华横溢、蜚声文坛的一代女作家张爱玲。

　　汪宏声回忆自己任教以后布置的第一期作文题，“作文簿一本本交上来，批阅结果，成绩果是意料中的糟极，大部分是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而最大症结则在只知作文乃是在数十分钟内将三数百字联将起来交卷完事，而不知思想为何物，更不知思想应如何发挥。可是一本文卷却引起我的注意了，这是仅有的自己命题的文卷，题曰‘看云’。写来神情潇洒，词藻瑰丽，只是别字很多，仿佛祖祈等应该从示的字都写成从衣，从竹的写成从草之类。题下的署名则是张爱玲。”之后张爱玲频频在校刊发表文章，文名在校内逐渐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