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慰安妇”问题上，他认为这次提供的档案比较有价值。其中一份档案显示日军的一支部队在4个月的时间里花53.2万日元去建立“慰安所”机构，“据我所知，这是亚洲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档案。”苏智良表示，众所周知，日军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性奴隶制度，花费巨大，但关于资金的资料证据一直没有找到。这次的档案可以证明，建立“慰安所”在其公费和军费中的使用是相当惊人的。

　　“当时一个少尉军官的月薪也就是几十日元，所以53.2万日元无疑是笔巨款，而且文献上明确有关东军军部的批准，也表明日本国家和军队是有计划地在推行这一性奴隶制度。”苏智良说。

　　他同时指出，从公布的反映“慰安妇”的档案中还可以看出，日军的“慰安所”集中在三个地方，一是东北，东北二十多个市县建有“慰安所”；二是东南，即从南京到上海，这是华中的宪兵队档案中反映出来的，而且档案中有精确的统计，如10天之内有多少“慰安妇”，有多少军人进入了“慰安所”，这样精确的记载也是罕见的；三是爪哇地区，由此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东南亚，只要有日军就有“慰安所”。

　　档案中还能证实的是“慰安所”基本上都是军“慰安所”，即日军自己建立的。在史料中，“慰安所”有日本侨民和朝鲜半岛的民众建立的，也有汉奸秉承日军旨意建的，而从这次档案中发现，东北地区基本都是军队建立的“慰安所”。且在军“慰安所”中，不仅有中国受害者，也有朝鲜受害者，在爪哇的“慰安所”中还有印尼的受害者。

　　苏智良特别提到，韩国和中国的政府和学者在这一历史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特别是去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合作研究。今年2月，苏智良在上海召集过亚洲“慰安妇”研究工作会议，现在与韩国学者的合作正在进行。“他们希望我能帮着收集韩国“慰安妇”受害的情况，中韩两国是在日军“慰安妇”制度中受害最大的，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主要是在中国受害，从黑龙江到海南岛都有，这次的档案中就有朝鲜“慰安妇”的明确记载。”苏智良说，目前双方最多的是资料交换，已建立起一定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