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魏加宁来到上海参加“2014长江商学院金融高峰论坛”，大力呼吁金融改革向民营资本开放。高举改革大旗的魏加宁观点非常鲜明，在谈到利率市场化和银行民营化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这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关于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谁后的争论一样，如今，金融改革也同样面临着利率市场化和银行民营化谁先谁后的问题。他认为二者都很重要。 

　　构筑起银行最佳资本组合

　　在谈及民营银行时，魏加宁博士从一个美国人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说起，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中国应该警惕银行私有化的陷阱》，作者是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终身教授小约翰·柯布。魏加宁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之所以要对该文章展开论战，魏加宁博士表示该文章虽然是善意的提醒，但可能会误导中国的改革，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就此谈谈中国银行业的对内开放问题。 

　　这篇文章错在哪里？魏加宁博士说：首先，银行有两大种类，一类是普通的商业银行，是为老百姓和客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从本质上讲就是一般的竞争性服务行业，和其他服务行业没有什么两样。既然是服务行业，理应服从商业原则，遵循市场规律，要由市场来决定。 

　　和它相对应的另一类银行是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是干什么的呢？是用来弥补市场失灵的，因为社会上有一些公共需求，但是按照一般商业原则经营的商业银行是不愿意去做的，或者说做不了，做不好，这样一些政策性业务应该由政策性银行来做，比如向落后地区贷款等等。 

　　同样，资本在本质上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资本，一类是国有资本。私人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老百姓福利的最大化。所以，一般来讲，私人资本更符合商业银行的本质要求，而与政策性银行的经营原则相去甚远；国有资本更符合政策性银行的本质要求，而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背道而驰。

　　魏加宁认为，最佳的银行组合应该是私人资本的商业银行加国有资本的政策性银行。在中国应该由私人资本构成的商业银行作为市场竞争的基本主体，然后辅之以有限的国有资本支撑的政策性银行做补充，两者各司其职。魏加宁博士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体系，应该是这样的银行组织搭配，既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又可以解决公平问题。

　　避免期限错配成本错位

　　但是，中国的现状却是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加上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魏加宁认为，这是一种最差的银行组合。一些人反对私人资本来办民营银行，最大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私人资本办民营银行会出现关联交易。魏加宁指出，其实，最大的关联交易是各级政府通过出资来控制各类商业银行，指令这些银行贷款给政府的项目，贷款给政府的平台。比如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按理说正确的对策应该商业银行往后撤，政策性银行往前冲，但恰恰在2009年的时候把国开行给商业化了，其结果就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变成了政策性银行，都冲上去给各级政府平台贷款，于是就出现了要么是商业银行短存长贷，要么是地方政府平台短借长投，出现了期限错配、成本错位现象，导致银行业风险急剧增加。

　　本来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的平台项目虽然收益低一点，期限长一点，但是不会出现期限错配、成本错位现象，但是2009年把国开行商业化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变成“政策性银行”，导致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快速聚集。

　　反对银行民营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银行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是特殊行业，所以不能够私有化，必须掌握在国有资本手里。魏加宁博士说：“发展民营资本是因为国有资本效率不高，那么，把效率不高的国有资本统统都收缩到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大家想过没有呢？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非常魁伟，但是关键部位——心血管效率不高，堵塞了，你说这个人能够成为好的运动员吗？能够更安全吗？所以说这个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的。”

　　再有一个理由，比较专业一点的说法是所谓的“外部性”，即银行一旦破产倒闭，就会有很强的负的外部性。但是魏加宁表示，其实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倒闭的问题大多是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安全网这套机制来解决的，尤其是存款保险制度。 

　　因此，魏加宁赞成国有资本应该退出竞争性的商业性银行，退出来的国有资本一部分用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给商业银行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一个有效的安全保证机制。

　　国资重点是支持政策银行 

　　还有人说，发达国家在大危机的时候也把银行给国有化了，这也是一种理由，但是站不住脚。在发达国家，如果出现政府不得不接管银行实现国有化时，往往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接管银行时原来的高管是要被免职的，甚至要追究责任；还有就是这种国有化只是一种暂时的国有化，不是长久之计，危机过后就要立刻退出去。 

　　但是，如果我们的银行平时都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那么在发生危机时怎么办呢？到时候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魏加宁博士指出，中国实行银行民营化，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所谓“民进”，即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来办民营银行；另外一条腿就是“国退”，即各级政府在商业银行里的资本要逐步退出，直至完全退出。 

　　有人认为，现在银行已经很多了，再搞民营银行不就过剩了吗？魏加宁说，所以，民营资本进来的时候，另一边，国有银行业必须让各级政府的资本退出去。如果政府的资本不退出商业银行的话，就解决不了政府之间的关联交易，这个关联交易不打破，就解决不了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的问题。 

　　魏加宁还认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为什么办不了更多的政策性银行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没钱，因此，与其政府把钱投到商业银行去，不如把钱从商业银行拿出来，办更多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应该办的政策性银行还有很多，比如说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也有人提出应该办科技银行、绿色银行、国际开发银行等等，就是说中国还是需要政策性银行的，至少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

　　所以，回到《中国应该警惕银行私有化的陷阱》那篇文章上，魏加宁博士认为，所谓“银行私有化陷阱”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才是真正的陷井，它有可能使中国刚刚起步的银行业改革紧急刹车，进而导致中国的资本错配，国有资本干私人资本该干的事情，私有资本干国有资本该干的事情。 

　　魏加宁博士指出，中国的改革的确需要警惕各种各样的“陷阱”，但尤其是要警惕那些“理论上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