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整治行动背后，都有突发事件起因。以生命为代价，社会转型期城市面临的种种治理困境，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积累叠加的城市顽症，让人刺痛、揪心。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规模急速扩张，当我们惊讶于当年的城郊如今成为高楼林立的、繁华的内城，感慨今天的高速公路、地铁快轨改变了城市的时空概念，亦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诸多新问题——道路要拓宽、旧城要改造，不免要有拆迁矛盾；人口急剧增长，房价、房租居高不下，自然出现群租现象；公交虽在发展，城市延伸更快，“黑车”现象便四处蔓延……

　　开展集中整治会收一时之效，但我们城市治理进步的速度，有时赶不上问题堆叠的速度。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伴生的问题，还必须用改革探索的勇气、担当与智慧，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来解决。

　　“整顿”易，“治理”难。我们探索的现代治理模式，其核心只有一个“人”，试图适应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都是围绕“人”展开，即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平衡人群的不同利益，服务民众的发展渴望，立足于服务为先、互信为核，如此才能有效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郝洪  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