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明谢世有两个月了，他极具个性禀赋的形象和声音，时不时地就会浮现在眼前和耳畔。依着曾经来往时说话互相直呼名字而略去姓氏的习惯，我仍只说天明不带他的吴姓。

　　结识天明，电影是媒体，算来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刚写成并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们相中，约我改编电影剧本，便住进西影厂后边一排平房的招待所里，就和天明结识了。他尽管长我几岁，也不过三十出头，生龙活虎干脆利落的一个小伙子，说话特爽快。他被安排为这部正在筹拍的电影的导演助理或副导演，涉及电影剧本改编的这事那事总由他和我交办。不料，时不过月余，天明又被安排去接另一部电影，约略记得是一部儿童剧，由他独立执导，自然也就不再和我来来往往了。尽管我对这位刚结识不久却能说得来的朋友的离去甚觉不舍，却也为他祝贺，能单独执导一部电影，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机遇难得……且不赘述我的那部电影后来怎样成了影界大腕的笑料，天明的那部儿童剧电影似乎也没了下文，我之后便回到我工作的公社，当即学大寨修梯田去了，一晃多年过去，难得谋面。

　　再得知天明的动静，却是如雷灌耳的响亮和猛烈。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看过天明执导的电影《人生》，又一次被震撼了。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在读路遥的《人生》小说时已经发生过震撼。我既为《人生》遇到了一位能深刻理解其内蕴的导演而庆幸，也为天明的导演艺术所折服所钦佩，更庆幸天明所展现的卓尔不群的禀赋气象。随后便见他佳作不断，进入艺术创造的辉煌时期，其艺术才华如日中天。尽管与影视界不在一个圈内，天明的非凡的响动却时有所闻，不单是他的新作电影，更在于他把一个原本不大起眼的小制片厂，几年间变成一个声震中外影坛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了。在他的既善于包容的胸怀和慧眼识人亦爱才的魅力的诱惑中，一批杰出的演员和导演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耀眼的人物，像张艺谋等。

　　转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某天中午，一个陌生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自我介绍说他是天明的弟弟。我当即询问天明的近况。他告诉我天明仍滞留美国，不久即将回国，却是肯定无疑的事。我感到很欣慰。他很郑重地告诉我。是天明托他来找我说《白鹿原》改编电影的事。他说天明在美国已经读过此书，当即电告他找我商议改编电影的事。此时小说《白》刚出版不久，尚无人有改编电影的动议，我没有任何犹疑，便答应由天明改编电影，完全相信他能做成且做好此事。他说需要我写一纸改编电影委托书，正式合同待他哥哥天明回来后再办理。我遵嘱写了委托书，他很高兴地告别了。之后不几天，谢晋工作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来，说谢晋要将《白》改编电影。我便告诉他，已将改编权交给天明了。我信守诺言。再过了不几天，有关《白》书在内的所谓陕军东征的几部小说出了麻烦……不要将《白》改编为别的艺术形式出现等，唯一令我稍觉安慰的是可以继续印刷发行，当时将这种处理意见称为冷处理。又过不几日，一位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称，《白》不许改编电影和电视剧等，这是公之于众的公开指示。不仅天明，谁也做不成任何艺术形式改编的事了。

　　到我见到天明说到此事，大家哈哈一笑了之。这是第二年年末的事。天明刚刚从美国归来，几位朋友相约在老孙家吃羊肉泡馍，多年不见，相见甚欢，自不必说。时过20余年，相见时的情景已经无记，幸亏一幅照片留住了当年的他和我以及张子良相聚的情景。这张照片我已无存，突然看到《西安晚报》报道天明谢世的消息所配发的这张照片，让我不禁唏嘘慨叹。经问询才知是马治权先生拍摄。照片上三人围坐，剧作家张子良居左，咧嘴畅笑；我坐右侧，也张着嘴龇着牙大笑；天明剧中正面照，没有笑，半张着嘴在说话；能惹得张子良和我同时大笑，肯定是他在说着什么有趣乃至滑稽的事。三人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三只大号老碗，无疑是只有吃羊肉泡馍才用得上的大碗。碗里却空着，大约是只顾着听天明说话，尚顾不上掰馍……20年前的天明，满头浓密黑发，尚未发福变胖，谈吐有一种个性化的神彩，定格在一幅照片上，也铸定在我的心里。

　　天明后来在北京重新开创自己的电影事业，成就卓著。几次回到西安，抽空找我，还说想做《白》的电影改编，依然是好事多磨更难成。他在西安还做过几项与影视相关的文化活动，我记得大约有两次约我参加，电话里还是很结实的关中民间话语，你来给老哥轰摊子！轰摊子也说轰场子，凑热闹气氛的用语。我自然都去了，真是为他的文化活动轰摊子去了。心里其实隐约着一种弥补心意，即他想将《白》改编电影终究不能如愿的遗憾。

　　天明突然谢世，撂下他正在图谋的新的艺术创造的事，多为遗憾。然想到事业型的人大都在一息尚存时，总是淡漠不了新的追求；依着他已经创造过的堪称辉煌的业绩，足以告慰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