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会给你赢一个世界杯
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数千球迷哭了起来。那一刻巴西国内有多少人流下眼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当时球场内的气氛太压抑了，在乌拉圭的队员们等着儒勒斯·雷米特——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的创始人——走上球场为他们颁发奖杯时，其中有些球员心里想的只是快点跑到更衣室里去。“我比巴西人哭得还厉害，”为乌拉圭打入第一个进球的斯基亚菲诺说道，“因为我能看到，他们太痛苦了。”
马拉卡纳球场外面，愤怒的球迷点燃了一堆堆的报纸，其中就包括那份贸然宣称巴西是冠军的报纸。球场并未烧坏，但市长立在门口的雕像被人们推倒了，还将其脑袋扔到了附近的马拉卡纳河里。几个小时之后，巴西队队员们茫然地从球场里走出来，其中几个恍惚着走进附近的酒吧里，一连几天在里面借酒消愁。为巴西队打入唯一进球的弗里亚卡被一群球迷认了出来，他们朝他大喊着获胜的乌拉圭队员的名字：“奥布杜里奥！”“吉贾！”弗里亚卡说：“那些喊声，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在随后的数周、数月时间里，这种悲伤的情绪与日俱增。赛前的大肆宣传已是耸人听闻，现在的哀伤和反省比之更甚。在人们看来，我们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巴西战败，伤亡无数。他们认为，这场比赛不是11名队员技不如人，而是整个国家的挫败，它说明巴西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的禁锢。有些人甚至灰心丧气地说，巴西永远都不会赢得世界杯，永远都不能跟世界强国一较高低。
甚至一些很客观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麦塔说，这场失利是巴西现代史上最惨的悲剧，因为它使人们相信，我们的国民都是失败者。雪上加霜的是，这场失利恰恰发生在这个国家刚刚有了点梦想的时候——在体育项目上，在国家声望上；我们冒着风险，刚想施展一下手脚，就碰壁了。又过了很多年，巴西的国家自尊心才得以恢复。“每个国家都有无可挽回的大灾难，就像遭受核弹的日本广岛。”巴西体育记者尼尔森·罗德里格斯这样写道，“而我们的大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败给乌拉圭。”另一位记者罗伯托·姆伊莱特还将吉贾打入制胜一球的黑白录像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镜头进行了对比，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动作、节奏……同样精确无情的运行轨迹”。
1950年这批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随后在各自的俱乐部球队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世界杯冠军。有些人到死都念念不忘那次近在眼前的机会。济济尼奥，那届国家队里我最喜欢的球员，他说他把世界杯亚军奖牌放在奖品箱子的角落里，任其氧化黯淡。“我不愿擦它，”多年后他如此说道，“在巴西，足球亚军就是废物，还不如打不进决赛。”尽管他极力想要忘记，别人却不放过他。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的7月16日，济济尼奥都会接到电话，“要是不接，它就会响上一天。巴西各地打来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输了那届世界杯。”
有一些球员承受的痛苦比别人更大，那就是黑人球员。著名记者马里奥·菲里奥在《巴西足球里的黑人》一书中说，很多巴西人都将此次失利归咎于巴西的“人种劣势”—— 一个让黑人球员出赛的黑人国家总是低人一等的。这种观点无疑是迂腐而令人作呕的，但事实——或巧合——恰恰佐证了这种说法，因为巴西国家队的两位“最黑的”球员都跟乌拉圭的两个入球有关。“小胡子”是负责盯防斯基亚菲诺的人，而后者打入了乌拉圭的首个进球；在此后多年时间里，“小胡子”一直被人奚落为“懦夫”。他此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愿跟国家队的朋友们来往，因为他怕有人会提到那场比赛。还有守门员巴博萨……他承受的指责更多、更重。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见到过巴博萨。他住在里约，那届世界杯之后继续为俱乐部踢球，直到41岁才带着诸多荣誉退役。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人们的指摘、嘲笑和埋怨，几十年后依然如此。1994年他想到特雷索波利斯（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州一座山区城市，是巴西国家足球队的训练基地所在地）的训练场探望国家队，希望能在他们去参加美国世界杯前为他们鼓劲送行，但被对方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巴博萨是个“灾星”。他于2000年4月去世，在世的时候他曾数次对我和别人说：“在这个国家要是犯了罪，最高量刑是30年，我不是罪犯，却过了远远超过30年的牢狱般的生活。”
其实，巴西的失利并不怪巴博萨，也不怪其他队员。济济尼奥说，所有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言论，不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你亲手赠给敌人的利刃”。科斯塔教练则将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在球迷、媒体、管理者身上泛滥的‘我们已经赢了’的气氛”。巴西是被自吹自擂杀死的。每个想借世界杯谋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政客——都应该为失利承担责任。他们凭空造出力不能及的期望值，而当现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时，巴西队就注定了失败。
“打败我们的不是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科斯塔教练说道，“而是第一个。”话虽如此，很多人还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悲哀的是，马拉卡纳失利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我们心头。巴博萨说，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不是1950年7月16日，而是20年后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位妇女和她年幼的儿子在商店里认出了他。“看，”那个女人指着巴博萨对儿子说，她的声音很大，足以让巴博萨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伤了全国人的心。”
大家也许会问：你开始时不是说1950年世界杯对巴西是件好事吗？请听我解释。
的确，那届世界杯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对巴博萨，对其他很多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一天的经历极其宝贵——它将我们凝聚成一个民族，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令我们持续受益。
围聚在收音机旁边，共同承受着失利的痛苦，巴西人终于有了共同的体验。在巴西的历史上，第一次，富人和穷人有了共同语言；不论是在里约、巴鲁、圣保罗还是亚马孙平原深处，不论是在街头巷尾、面包店还是办公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跟任何人谈论。现在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制造了一个故事，让大家意识到身为一个巴西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彼此陌生，从此再也没有隔阂。并且，此事过后，巴西人脱掉了一层单纯和幼稚——甚至可以说是头脑简单，不再像决赛那天下午以及之前的几个月一样了。这种品质并未完全消失，但我们的确变得成熟了一些，不再轻信政客、媒体的话。这在后面的岁月里，对我们的政治，对我们的文化都意义重大。最后一点：对像我一样心怀足球追求的那一代人而言，1950年7月16日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看到父亲在客厅里哭泣，母亲在旁边竭力安慰着他，我走进了父母的房间里。那里墙上有一张耶稣的画像，我泪如雨下，对着画像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们？上帝啊，我们为什么要受到惩罚？”上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失望慢慢平息下来，转而被另一种情绪，一种深刻而坚定的信念所代替。我擦干眼泪，走回客厅，把手放在父亲胳膊上。接下来我说出口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安慰父母的话，但鉴于此后所发生的事，这句话真的意义非凡。没关系的，爸，”我对他说道，“有一天，我发誓，我会给你赢一个世界杯。”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贝利：足球之美》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