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国画大师黄胄的夫人，1931年生于陕西，现任炎黄艺术馆馆长。她撰文深情回忆了黄胄“文革”后复出，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成就第二个艺术高峰的前前后后。文章发表在《档案春秋》2014年第7期上。

　　病房成了“画室”

　　黄胄在1977年4月住进医院，病重得连脚步移动一下都困难，走路要两个人搀扶。回想起来他的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早在1970年他就说：“经常半身麻木，下床时偶尔有摔倒之势。”后来我才知道，1967至68年每次揪斗总政治部的萧华、傅钟、刘志坚和军博的领导贾若瑜，总把黄胄拉出去陪斗，说是他们培育了这个“反革命驴贩子”。而斗完了，造反派就七手八脚把他往车上一扔。黄胄有时候还忍受着扭脖子挨斗的痛苦。随后就是过度的劳动，愣头青的战士们从卡车上往他肩上卸水泥也是扔，一袋刚完又是一袋，有时几乎要把他压趴下。这样就伤害了他的颈部，致使第二到第六节颈椎都产生了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以致半身麻木疼痛。更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留下了愈来愈大的隐患。

　　1978年8月，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要出访南斯拉夫，对国家和外交部来说这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代表国家外事活动的一件大事，送什么礼品给南斯拉夫元首铁托也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听说先是请了几位大画家作了不少的画，想在里面挑一张，而有关部门都不满意。后来不知是谁提出让黄胄来画，我想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当时是不知道黄胄的病情，否则就不会提了。但黄胄和友谊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极兴奋，大家问他行不行，他说可以，但要练一练。那时的病友李昌安要求倪志福为黄胄造一个能推能拉的画板，是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做的。他们以起重机的原理为他设计制作了一架能伸能缩的斜面画架，但出访的日子太近了，这个起重机式的画架没赶上这次用。他只好要求友谊医院给他开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间，找一张大桌子让他做临时画室。

　　7月23日是大暑，天气格外闷热。一大早，医院为黄胄准备了一间“画室”，里面放了两个乒乓球台，成了临时画案。我们在扶手椅子上放了五六个枕头让他坐上去，也就和站着的高度差不多。他笑着说：“铺一张八尺大纸来，我为他画一群骏马。”画马当然是黄胄的拿手好戏，但是那支该死的毛笔用三个指头握不住，在纸上莫名其妙地倒下了，纸上出现了一个大水墨团。他很难过，又说既然这样，我要以叶老帅的诗为主题画一张“雄鹰”。我们又换了一张纸，黄胄改变了以前拿笔的方法，他干脆满把握住毛笔在纸上一片一片地戳羽毛，奇迹般地竟然戳出来一只头歪向旁边观看的雄鹰。这时大家都热得不行了，他更是大汗淋漓了。在那个年月里好像北京市除了钓鱼台国宾馆有空调，哪儿都没有空调呢。

　　“英雄老去心犹壮”

　　在场的人都高兴地拍手为他祝贺，让他在一边休息。但我忍不住跑了出去，在楼道里放声大哭，原来是那样的强壮，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几个热心的大夫、护士和朋友都来安慰我，我抬头一看，我的女儿梁缨也在另一个角落里哭泣。黄胄发现我们在哭，便叫我们站到他身旁。他全然忘记了病痛，沉浸在攻克难关后的欢乐之中，有说有笑，我们被他的笑语感染，才得到了安慰。

　　吃了午饭我让他睡一会儿，但不到两点钟他又催我们上楼。他说画画如果不能一气呵成，过两三天再一看，一定觉得不满意就会干脆撕掉，那么上午的劳作就算白费了。我们觉得也有道理，而且知道他有这个撕画的习惯。下午主要是画松树和鹰的嘴、眼、爪子，尽管松枝是比较好画的，但鹰的嘴、眼、爪子，是要求极为准确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四肢轻瘫的人来说真是够呛。他已看出我们的心思，说：“你们不要看我点不燃烟，把香烟放在嘴里有困难，说不定托叶老帅的福，我会画得很准确呢!”我们看他憋住气，全神贯注在画嘴、眼，又抽了一支烟画爪子。围观的人也大气不敢出，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谁都知道嘴、眼、爪子画不好，这张画也就算废了，他要不精心或握不住笔也就完了。画完了这一部分，真是奇迹出现了，没有出任何差错，大家无不兴高采烈。等画松树时我们实际上已知道这幅画完成是不成问题了。但是他也精疲力竭了，不想再画松针了。他说：“闻慧、梁缨，你们来画。”但那时我们怎么敢?他又勉强画完墨稿，坚持说你们谁都可以着色，如果坏了我再给你们收拾。这样在这幅画的下边松枝部分有一些是我们几个画的，后来叶剑英元帅真的为他题了两句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

　　那天下午香港《美术家》杂志的主编黄茅来过，他在外面走廊上也流了眼泪，把这些亲历的见闻感受写了报道。下午五点钟外交部来的人握住黄胄的手说：“你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拿走了这张画，我流出了眼泪，而黄胄腼腆地笑了。

　　8月22日六点钟，就有病友从新闻联播里听到向南斯拉夫所送的国礼是一张110厘米×170厘米的中国画《松鹰图》，病友们纷纷向他祝贺。后来我们又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但他的脸十分严肃，一点儿笑容和得意的表情都没有。我想他是在为他的健康而着急啊!当天晚上我们从电视上看见了那幅画，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别人就开始争论外交部给不给报酬，黄胄说他不要什么报酬。我当然赞同他的意见，因为我们想这本来就是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份内的事嘛。再说黄胄身患重病，他的劳动哪里是一点物质报酬所能补偿的!他让我把不要任何报酬的意见转告了外交部和文化部。

　　从秋天以后，他的病好像有些减轻，自己能够穿袜子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恢复了职务，不久就出现在足球赛场的看台上，并出席了八一招待会。这一些政治上的喜事使我们异常高兴，也让黄胄忘记了疾病的折磨。

　　但是这时却听北京画院的几个人说黄胄的病最近加重了，有的说他瘫痪了，有的说他因为饮酒过量中风了，有的说他一辈子也好不了了。我们分析大部分是出于同情和惋惜，但也难免有些人在说风凉话。就在这段时间里，北京美协展览的他与蒋正鸿合作描写海南岛妇女在树林里劳动的一幅大画，在北海公园展览会上给弄丢了。还有他给轻工部礼堂画的《库尔班·吐鲁木》，即《日夜想念毛主席》，挂在礼堂里那幅大画，也丢了。这说明有人认为他一辈子也画不了画了，所以才下手拿走了他们认为是黄胄最后“绝笔”的主题画，以便日后卖个大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