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饥饿的感觉,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恐怕记忆犹新;而对三四十岁的人来说,则是在父母的故事里;对20岁以下的人来说,是在冯小刚的《一九四二》里。
每年的10月16日,是联合国确立的“世界粮食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是为了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很多饥饿存在。
中国一直都是粮食进口大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正一步步蚕食着用以“养人”的耕地。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正使得耕地上的种植者大幅减员。过度的使用和工业污染,造成土壤环境每况愈下。种子产业的国际竞争,正在使我们的农业面临被人掌控的危险局面。中国仅仅只吃了30多年的饱饭,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遗忘饥饿的滋味。希望所有人在粮食面前,时刻都能怀有一种敬畏之感。
在湖南湘潭,62岁的申传宗(化名)在端午过后把自家稻田插秧了。家里的独子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家里只剩下老两口。随着年岁的增长,田里的活越来越力不从心。4年前,老申把两季稻改成了一季稻,这一季的水稻刚好够家里一年的口粮。村子里像老申这样一年只种一季稻子的,还有十几户人家。另外十几户人家,因为举家进城务工,田地彻底撂荒。
在黑龙江绥芬河,自5月22日公路口岸首次受理进口俄罗斯“非种用玉米”以来,玉米进口量居高不下。截至6月10日,已受理进口玉米报检38批918.5吨,货值18.37万美元。
在江苏江阴,一批装载于46个集装箱内的丹麦大麦顺利抵达苏南国际集装箱码头,这是中丹两国签署《关于丹麦大麦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后,江阴口岸首次进口丹麦大麦,也是江苏乃至华东地区首次进口丹麦大麦。
在北京,国家统计局发布,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粮食产量超过6亿吨,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进口大豆6338万吨,但是国内大豆产量仅有120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进口大豆的数量在过去13年间翻了6倍。
还是北京,2013年12月,在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而这一连串激增的粮食进口量和两季稻变一季稻的隐性减产,考验的恰恰正是“国人饭碗”。
不可接受的87%
1996年,我国官方公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首次提出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以上。2008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再次确认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
然而,今年5月25日,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在中欧商学院“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透露:“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的。”
人们通常会用“粮食自给率”(即粮食产量占当年消费量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一般认为,“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是完全自给;在95%至100%之间属于基本自给;在90%至95%之间,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中央农村政策相关负责人说,我国进口农业产品折抵耕地已接近6亿亩,是18亿亩“红线”的1/3。如果此说成立,则中国农业进口约占国内消费量的1/4。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深挖洞,广积粮”,是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经典名言:“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则直白地坦露了美国人的雄心和野心。中国古人所谓的“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无粮不安”,无一不在阐释着粮食对于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
不可收拾的旧河山
今年4月,湖南衡阳再现镉含量超标大米,超标最严重的稻米样本中的镉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21倍。此前就不断被曝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湖南,再一次陷入“镉米危机”。去年的湖南“镉大米”事件曝光后,不仅使湖南米价一路走低,而且还使整个南方地区不幸“躺枪”。记者就曾听到有传言称,吃米不能吃长江以南的米。这当然是危言耸听,但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堪忧,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恰恰是在这个4月,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5月发布的一项报告称,通过对我国27个省份的监查,共监测了农田、菜地、养殖场周边、企业周边、污灌区、垃圾场周边等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507个土壤样品,污染超标率在11.1%到42.6%之间。
“我们有5000万亩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华北的土地基本都受到了污染。”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说。
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桑黎川向《中国周刊》记者坦言,这种情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腾飞,但对环境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这三十多年欠下的环境债,恐怕需要几代人来偿还。”他说。
桑黎川介绍说,土壤不像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通常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察觉。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从产生到发现危害所需时间较长。
而且,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土壤性质差异较大,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导致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较大。加之重金属难以降解,其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
“如果未来出现粮食危机,很有可能是生态危机造成的。”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化肥部主任陈丽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