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日关系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时期，直接导火线固然是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但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复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两国处于综合国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重新定位和心理调适的过程中，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出现某种过敏反应。
力量对比逆转
一般来说，崛起的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处于力量转换“拐点”时总会发生对立和冲撞，中日这两个交往了两千多年、有着复杂历史恩怨的国家尤其如此。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东亚很少几个不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公元607年，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国书中甚至还有过“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狂妄言辞。但是，中日间的实力差距总使得日本自惭形秽，甘拜下风。19世纪末，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锐意改革，国力上升，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北洋水师，迫使清王朝乞和、割地、赔款。此后，这个东瀛岛国便以“东亚主宰”自居，成为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灾难的祸首。
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跌入谷底。然而，依靠美国庇护，日本很快从废墟中重建，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一坐就是42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GDP总额一直凌驾于中国之上，1990年甚至达到中国的9倍。日本国内普遍存在思维定式，认为中国不可能赶上日本，也威胁不了日本。
变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后的20多年里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日本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先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两国GDP总额的差距逐步缩小，直至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2013年更与日本形成2比1的态势。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产销量等硬指标都跃居世界第一，将日本甩下了一大截。
对华焦虑恐惧
坦率地说，中国的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并没有将GDP总额超过日本当一回事。大家很清楚，在人均GDP等指标上中日还有很大差距，没有理由自我陶醉。然而，日本媒体却夸张地将这种变化称作“世纪大逆转”并持续炒作，致使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说到底，日本的对华优越感从甲午战争以来只延续了100年左右，而在2000多年中日交往史上一直是“中强日弱”。这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使得日本在中国再次超越它时比其他国家更敏感、更恐惧。
但是，由于中日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足以扭转日本传统对华优越感的临界点，日本的对华反应呈现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的特征。前者表现为或是夸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困难和矛盾，以此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是渲染“国强必霸”，怀疑中国要对日本“秋后算账”，甚至将日本贬为中国的附庸。后者则表现为试图扭转历史潮流、阻止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这些年日本政坛出现非常诡异的现象：政治家越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就越受欢迎。在一些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中，更出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这一方面由于日本国民普遍存在对华焦虑感和恐惧感，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容易凝聚人气，吸引眼球。另一方面，两国综合国力对比还没有出现中国明显压倒日本的态势，是日本与中国博弈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
2013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发表题为“日本归来”的演讲，强调“日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的任务就是放眼未来，让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新兴市场”。明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领导人还没有放弃要继续成为世界第二大新兴市场的战略诉求。这不是明摆着要同中国较劲和争斗，试图将中国拉下“老二”位置吗？同年10月，安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而且要在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日本为全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亚洲抗衡中国的力量。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还没有哪位日本首相对中国有过如此充满敌意的表态。除了安倍自身的政治理念外，很大程度是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华焦虑感、恐惧感所致。
避免战略误判
两千多年来，东亚第一次出现中日两强并列的局面，双方都需要漫长而艰难的心理调适。日本100年来形成的对华优越感要纠正并非易事，中国也有一个如何自我定位、提升软实力，以便让周边国家消除疑虑、心悦诚服的课题。走出这一“心理调适期”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日关系固然有暂时转圜、相对缓和的可能，但竞争、对立则是常态，甚至不排除激烈冲撞、擦枪走火。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战略误判、确保两国关系基本平稳，应该是双方共同的目标。如果有一天日本朝野上下尤其是掌控权力中枢的政治家意识到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美国不愿为日本流血，继续折腾围堵中国的所谓战略外交又不可能产生积极结果，就会有一些现实、明智的判断。
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听任矛盾对立恶化，导致双边关系继续漂流、停滞甚至倒退，还是仔细寻找和努力扩大有利转圜的积极因素，消除“雾霾”、拨云见天？不同的选择必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心理调适期”多长多艰难，彼此间毕竟拥有作为近邻的共同利益，在坚持中日间4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终究能够通过坦诚的交流和持续的磨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东亚地区与国际社会共同愿望的合作共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