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基本保持着友好关系，近代以来却战争和冲突不断。如何深入认识和深刻反思这段历史，对破解目前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不无意义。

　　历史记忆缺失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中日曾经历过一段“蜜月期”，如今50岁左右的一代中国人或许对此仍记忆犹新。而年龄更长一点的一辈人，对1972年中日建交前后很多日本友人致力于两国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也有所耳闻。中日建交既是两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格局判断的产物，也离不开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大部分人对战争的反思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和平与友好的真切渴望。无论是对战争行为的某种忏悔，还是对中国放弃官方赔偿的某种感恩，抑或是基于两者的某种赎罪意识，都是当时日本精英阶层和大部分老百姓源于战争体验的心理反应。

　　但是，今天在日本，有以上记忆的人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政者基本上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对于这一代人，那场战争更多是教科书上的简单陈述和数字，或是影像资料中的追叙。历史记忆的弱化乃至缺失，使现实与历史、未来与历史之间的人为割裂日渐扩大。信息社会的发展固然为了解历史提供了更为便利和迅捷的技术手段，但如果仅仅只关注现实，丧失对历史的反思与认知，就很难真正把握现实和未来。

　　此外，在如何认识历史问题上，既要有对基本史实的了解，减少无知和误解，更需要有正确的伦理和是非观；既要批判地吸纳本国的历史教育，也有必要去主动了解相关国家的相异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南京大屠杀”确切遇难者数字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史实细节和学术探究。同理，对于慰安妇等其他历史问题，日本也有必要多听听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判断。

　　众所周知，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大开倒车，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连西方舆论也把他称为“历史修正主义者”。中日关系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局面，不能不说与他的历史观密切相关。

　　反省之心消退

　　今年也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欧美国家也对一战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与大多数战争重视终战纪念不同，对于一战，人们似乎更关注开战纪念，战败方和战胜方都在拷问同样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走上了这条战争的不归路？”“我们原本该做什么，才能避免这场人间浩劫？”

　　二战之后，客观地说，多数日本国民对战争的侵略性质也有着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但日本的右翼分子把反省历史的做法看作“自虐”行为，肆意否认甚至美化战争。也有的日本政客辩解说，“这是上一辈犯的错误”，“我们已经道歉过了，还要我们怎么样”。但究其实质，无论是与己无关式的责任推卸，还是业已了结式的“完成时心态”，背后既有日本右翼势力有意歪曲历史的原因，也有部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历史反省之心消退的缘故。

　　实际上，对历史的不断反省，不仅仅针对某一场战争或特定事件，而是将一个民族自身置于历史长河和现实坐标中，不断思考民族及人类命运的一种理性行为。

　　一战之后，人们也曾经认为将迎来一个和平时代。然而，时隔仅仅二十余年，一场历时更长、规模更大、伤亡更惨重的世界大战接踵而至。国际权力斗争的无情，再一次给人们在绝望后的希望上了心酸的一课。“以史为镜”并不仅仅是汲取过去的教训，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某种借鉴，更需要怀有一颗敬畏历史之心，时时警惕和防范历史重演。

　　理性审视当下

　　敬畏历史意味着人们需要用历史和理性的眼光审视当下，既要尽己所能减少和排除导致冲突乃至战乱的肇端，也要未雨绸缪，清醒地认识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偶发事件的“蝴蝶效应”。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进而修改和平宪法的行为，即便在日本国内也遭到广泛质疑，即是这种历史观的表现，只可惜这些有识之士的呼声还不够强劲。

　　敬畏历史意味着要用客观公正的视角看待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并不因为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或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改变。

　　近来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中日应“超越历史”的观点，其理由在于，在钓鱼岛问题等一系列历史及现实问题上，中日形成僵局，短期内无法取得共识或谅解。所以他们提出，中日应“超越”或“搁置”特定历史问题，以“重视现实”、“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处理两国关系。

　　然而从现实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其周边邻国，都远未到接受“超越历史论”的阶段。在相当多历史问题上，日本与东亚近邻之间缺乏历史共识和战略互信，特别是安倍政权为实现修宪扩军等政治目标，蓄意在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上挑衅中国，成为中日关系僵局的症结所在。只有日本政府真正敬畏历史，秉持正确的历史观，中日之间才有“超越历史”的可能。

　　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应该成为中日人民思考未来的财富，一个民族只有敬畏历史，才能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