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１ 年５ 月，我们去西藏不久，中央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和要求，上海提出援藏工作“两个倾斜”，即“向基层倾斜、向农牧民倾斜”，着力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卫生条件。所以，我们这一批援藏干部在推动拉孜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安康工程”创建工作。

　　“安康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做法，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提出了五句话，很简单，也非常符合拉孜实际。第一句话就是“灯亮、水通、路平、树绿”。

　　刚到拉孜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到了晚上，街上大大小小全是汽油、柴油发电机，整条街上“啪啪啪啪”闹个不停，汽柴油烟味满街都是。我们县委大院也就靠一个５０马力发电机，时常还要停电维修。当时，地委、行署的文件基本上都是靠传真件发送的，机要室专门配备了一个小发电机，有传真件，就用绳子拉一下发电，再传真过来。去理发，要吹风，你得稍等一下，把外面发电机拉一下，发了电才可以吹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没有电的生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孩子随家属来探亲，没有电，没法上网，没有电视看，住了两三天，就吵着闹着要回去了。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解决拉孜的用电是当务之急。如果一个县没有电，要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谈何容易？

　　这个项目需要投资大约１．８亿元，作为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项目，肯定是没办法安排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全力争取列入中央援藏的项目，得到中央援藏资金的支持。为了这个，我还拦过自治区主要领导的车。当时，我们得知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杨传堂在定日县，回程要经过拉孜县，就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田献聪，副县长顿吉，准备好了情况报告，在路上把他的车拦下来，并把申请通电的材料递给了他。

　　项目评审要到北京去。那时正是“非典”高危时期，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我们到了北京，接我们的那个司机说：“这个时候你们还进来，不要命啦！”在评审会上，专家认为整个拉孜地区用电量比较小，而中途损耗又比较大，从经济角度考虑，从日喀则拉电网到拉孜很不划算，觉得这个项目可以不上。我听了非常着急，好不容易已经提到了专家评审这个层面，如果不能通过，真的前功尽弃了。那个时候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据理力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藏对口支援的项目，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考虑的，还要从政治角度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考虑。拉孜是日喀则的西部重镇，在这里建一个输电站，不仅可以解决当前县城老百姓用电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满足拉孜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更是以拉孜为中枢辐射到周边其他的县，为整个日喀则西部发展创造条件！”

　　日拉电网项目最终通过评审。通电之后，县城里的小发电机没了，晚上变得安宁了，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一下就增加了很多。后来，又经过农村电网建设，乡镇和村里全都通了电，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我们的任期当中，拉孜通电应该说是值得骄傲的一个项目，它为拉孜和日喀则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日谈

　　援藏二十年

　　在当地，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让大家措手不及，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