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有个公开的秘密：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有绰号。这类绰号内涵丰富，生动有趣，称谓中包含着为人性格、情趣、职业、爱好、特长，体现了上海弄堂文化的地域性，包容性和广泛性。当然，从现代眼光来审视，绰号不登大雅之堂，对人有不尊重或不礼貌之嫌。但是，这毕竟是一段过去的真实经历，也是研究海派文化的一个途径。

　　我从小居住在大世界游乐场附近的弄堂里，后厢房有位老太太终年吃素念经，大家尊称她“吃素婆婆”。三层阁有位浦东老头，人称“梁搓背”，切莫以为他是浴室的搓背师傅，因为身材矮小，大家称他“两尺半”。在浦东方言中，梁搓背与两尺半同音。客堂间住着“新娘子”，从她十八岁嫁到这条弄堂，直至她年逾古稀，大家一直称她新娘子。后弄堂有位老公公，大男人却有个艳丽绰号“九里香”。原来他系苏州胥口人，一辈子拉马桶车，退休后，还经常去环卫所参加义务劳动，用他的话说：“我与马桶车有感情，一天不闻这种味道，就会头疼脑涨，浑身不舒服。”老公公逝世后，从环卫所送来的花圈上，大家才知道老公公有个颇有气派的姓名“裘廉相”。

　　前楼彭家阿奶是我在石库门里见过年龄最大的老人，老太太活到103岁仙逝。老邻居告诉我，阿奶是南市老城厢人，当年从露香园嫁到法租界，风光得不得了，乘坐大红花轿，一路上吹吹打打。出嫁前，妈妈叮嘱女儿：“姑娘上花轿一定要哭，一来表示舍不得爹妈，二来老习俗，新娘子哭能旺夫。”这位小姐天生爱哭，上轿后，从南市一直哭到法大马路（金陵东路）。租界里的外国警察，听见哭声，以为遇上奇天冤情，立即命令花轿停下，并且把头伸进花轿稽查。小姐正哭得起劲，猛然看见一只外国面孔钻进花轿，吓得尖叫。外国警察认定“贩卖人口”，硬要把花轿抬进巡捕房，路人大笑，解释道：“上花轿哭是上海人结婚习俗。”外国警察不相信：“结婚是快乐的事，应当要笑，为什么要哭？”这下，小姐哭得更厉害了……从此，彭小姐留下绰号“蚌壳精”（碰哭精），谁也不知道阿奶的真实姓名。

　　亭子间住着一位宁波裁缝师傅，外号“量尺寸”。老婆广东人，他俩的结合很有意思：广东姑娘从小被卖到会乐里妓院，因为相貌平平，只能做操持粗生活的大脚娘姨。后来，认识了常去妓院做衣服的宁波裁缝。日久生情，宁波裁缝想娶广东姑娘为妻，老鸨开出天价，裁缝只能仰天长叹。幸亏全国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广东姑娘跳出火坑，与宁波裁缝结合在一起。婚后夫妻恩爱，唯一遗憾没有小孩。石库门里弄人多嘴杂，难免风言风语。可喜的是，两年后，夫妇生下一个大胖儿子，喜得眉开眼笑，不过，这个小孩很娇贵，整天要大人抱，宁波裁缝只得从乡下请来老母亲，三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大家为小孩取绰号“三工”。

　　最滑稽的绰号出在王伯伯家里。王家住在前楼，夫妻俩加上两个女儿，同居一室不方便。王伯伯买了旧木料，央人搭了小阁楼，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两个女儿睡在前楼大床，临窗加只竹榻王伯伯睡，王师母则睡在小阁楼。王家夫妇分睡多年，相安无事。某夜，电闪雷鸣，顷刻下起暴雨，王师母吓得大叫：“屋顶漏水了，老公快来捉漏呀。”王伯伯火速上楼修房……没几个月，王师母怀孕了，十月分娩生下男孩，年过半百的王伯伯哈哈大笑，为儿子取小名“捉漏”。转眼到了夏天，小阁楼臭虫泛滥，王师母只好讨救兵：“老公，快来帮我捉臭虫。”王伯伯心领神会，即刻上楼捉臭虫……不久，王师母又怀孕了，依然生个儿子。王伯伯笑得嘴也合不拢，为小儿子取小名“臭虫”。一时间，“臭虫”和“捉漏”成了石库门里的新闻人物，隔壁弄堂的邻居都赶来看望这对老来子宝贝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