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半个多世纪，科学界和公众对环境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王红艳教授提醒，环境污染成的健康危害，有时未必直接显现在我们身上，却可能通过染色体上附着的表观遗传信息，遗传给我们的后代，甚至是好几代。

　　敲响第一声环保警钟

　　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被无数人奉为“绿色经典”。这本书的问世，源于卡森一位朋友的来信求助--家住马萨诸塞州的她发现，在为了灭蚊而喷洒DDT的飞机经过她家的私人动物保护区后，许多鸟儿都死了，于是她请求卡森帮忙写一个宣传小册子，别让类似的悲剧再上演。卡森原本只计划用一年时间来写这本小册子，不料随着事实证据和阅读资料的增多，她意识到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必须要写一本书。足足耗时四年多，卡森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在美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

　　《寂静的春天》是对现代科技手段破坏生存环境发出的第一声警报，出版当年就销售了50万册，首度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卡森却遭到了来自农药相关企业和舆论的巨大压力。

　　现代环境问题更严重

　　1963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杀虫剂调查报告，支持了卡森的观点，最终改变了对农药政策的取向，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美国各州也相继通过立法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最终停止了剧毒杀虫剂的生产和使用。尽管如此，人们今天仍不得不依赖其他农药来维持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另一位主讲嘉宾、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上海野鸟会资深会员何鑫指出：“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在不断提高，然而，现代所面临的问题比1962年更多更复杂，早已不是一两种农药的问题，工业排放、人口的急剧增长、大量土地的占用、垃圾的过度以及迅速城市化进程对自然的破坏等各种环境弊端均已显现，空气、水和土壤污染都在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

　　后天“污染病”也会遗传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预言，剧毒物会对环境及整个生物链造成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的巨大进步，也证明了卡森预言的正确性。

　　人们发现，烟囱工人特别易患癌症，上世纪初，科学家用烟囱里的油垢反复擦拭兔子的耳朵，若干次后，兔子患上了恶性皮肤癌。王红艳说：“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实验证实了环境中致癌物的存在。而现在，动物实验已经发现，环境污染还可能改变遗传信息。”

　　众所周知，DNA是“遗传密码”，但DNA并不是父母传递的唯一遗传物质。王红艳告诉大家，还有一种位于人们染色体上并调节着基因表达和细胞功能的表观遗传信息。“打个比方，相同的DNA序列不同的表观遗传标记，就好比同样的灯，有的开着有的关着，但灯还是那盏灯。”与DNA序列不同的是，表观遗传信息会对环境做出反应。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生殖生物学中心主任迈克尔·斯金纳教授的课题组，对此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根据他的结论，包括农药、飞机燃料甚至某些普通塑料在内的特定污染物，在不改变动物DNA序列的情况下，都会引发可导致疾病或生殖问题的表观遗传修饰。更令人吃惊的是，如这种表观遗传信息突变发生在生成卵子和精子的细胞中，就会形成“记忆”——会明显地固定下来，并将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传递给从未接触过这些有害物质的后代。

　　在动物实验中，一批怀孕的大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与农用化学品发生了一次仅有的接触，便导致后代的基因表达发生了可遗传的改变，甚至影响到了第四代幼崽。在另一项实验中，给动物注射DDT后，其第四代幼崽中超过一般都出现了肥胖。王红艳解释说，对美国这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可能受到DDT污染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三代人中，成年人的肥胖率急剧增长，现已超过35%。研究者们推测，这就是环境伤害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印记”。“当然，人比动物复杂得多，不能完全套用动物实验的结果。”虽然还有很多来龙去脉尚待厘清，但是可以确信，表观遗传真实存在，环境伤害也会遗传。

　　环保从自然观察做起

　　今天，当我们重读《寂静的春天》时，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议题，各类环境教育也应运而生。对环保已耳熟能详的我们，该如何付诸实际行动？何鑫建议，不妨从自然观察做起，观察自然界中环环相扣的生物多样性。你会发现，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居住着众多野生动物，包括40余种野生兽类、400余种鸟类、30余种爬行动物，十余种两栖动物和更多无法确切统计的鱼类、节肢动物、软体动物……“观察自然，才能潜移默化地激起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之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其实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本报记者 马丹 董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