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时30分，三百人的教室已经坐得“扑扑满”，搬椅子“加座”的队伍从后门涌入。不到十分钟，教室的过道已经全部“塞满”，于是有学生放弃“加座”决定在教室后面先占一块“立足之地”。这是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最大的教室，每年华政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的刑法课都会安排在这里，可是再大的教室也永远不够坐。

　　每次三百人上限的课都来四五百人

　　这周是开学第一周，“宪哥”在周二8时准时开讲。眼看上课时间都到了，还有学生没有安顿好。于是，“宪哥”先当起了“交警”，“这里过道还可以坐人”、“还有那边”，比划着招呼学生赶紧入座。“以前上刘老师的课，六点四十起床去占座发现前五排都没有了，现在得六点起来就去。”尽管得起很早，刑事司法学院的殷怡航同学却觉得很值，“比起睡觉，能上刘老师的刑法课毕竟太值得了。”

　　华政“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的评选，刘宪权连续拿到了16届。“没有上过宪哥的刑法课，大学生活不完整”在学生之间流传着，所以即便不是法学专业本科生也要在大学四年听一次刘老师的课。“每次三百人上限的课都来四五百人，这不科学。”法律学院的肖一凡同学只抢到了最后一排，选上了课“抢位子”却成了最头疼的事。其实华政学代会对改善“旁听生占座选修生无座”的现象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例如发听课证、晚开教室门等），但是人气教师的热门课吸引力实在太大，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只能早起早到早得。

　　“抓着”学生一起思考，根本来不及分神

　　“大家好，我叫刘宪权，这学期教你们刑法分论。”这句简单的自我介绍引发了教室里所有学生的哄然笑场。华政还有谁不知道刘老师？不过这句幽默的开场白一下子把教室里的气氛预热了。

　　“为什么复旦投毒案是故意杀人罪而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刘宪权把话筒送到一个学生面前，学生一时语塞，话筒马上转向下一个学生：“因为有特定的对象。”“那么，福建南平在小学校门口用刀抹学生脖子的行为，其对象也不特定呀，为何是以故意杀人罪定性呢？”刘宪权接着问，话筒又转向另一个学生，学生再一次“无语”……刘宪权的课堂非常紧凑，他总是“抓着”学生一起思考，节奏很快，根本来不及分神。

　　“老百姓一般更关注判多少，对罪名无所谓，而从刑法学角度看，罪名的认定恰恰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刘宪权为学生梳理刑法分论学习要点，他以近期福喜公司食品原料案为例，“对这一案件有人说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但是，这一罪中生产、销售的对象是“非食品原料”，本案显然不符合。案件中可能存在使用回收、过期产品的问题，但过期并不一定变质，对不变质的过期、回收产品的使用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研究。” 

　　上过刘宪权教授课的学生都知道，老师一站上讲台就兴奋，手不自觉地比划着，仿佛眼前放着“刑法的宝库”，每个知识点信手拈来即用即剖析，“我的情绪能够通过讲课方面让学生感受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集中精力。”引用最新的案例到课堂上和同学们一起分析，是刘宪权一贯的教学风格。“理论要接地气，要能在实务中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刑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用性的学科，用贴近生活的例子讲课，自然会让学生的思维跟着老师走，通过一些判例，再去抓刑法理论问题，就会让学生记得住、弄得清，并由此提高他们关注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在大众化教育平台上，做精英化的事”

　　政法大学应该培养怎样的法律人？多年来刘宪权教授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除了带研究生外，给本科生上课也从来不间断。“我们培养的学生，除了动手能力强之外，一般的法律人格，扎实的专业知识也要比别人强，所以我们的课堂教育主要在专业的基础知识上下功夫。”他认为，“法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操作者”，如果没有扎实的本科基础，找不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对他们未来的进一步学习也会有阻碍。

　　“在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的过程中，国家投入很多，要对得起国家的投入，就应该在大众化教育的平台上，尽可能做一点精英化的事情。多一点观点的沉淀，多一点理念的变化，多一点教学手段的变化，多一点教学内容的充实。而要做到这些，老师应该经常有一种‘危机感’，时常督促自己、提醒自己：要上好每一节课！”刘宪权如是说。

　　与法律的缘分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刘宪权有一句口头禅：“我是教刑法的不是教宪法的。”名字中的“宪”是因为他出生的1955年正是国家对第一部宪法大宣传的年代。也许冥冥中他与法律的不解之缘就始于那个时候。1979年，他考进大学正值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1980年1月1日《刑法》生效了，他开始了本科阶段刑法课程的学习。从此以后，刘宪权就与刑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今他领衔的刑法学科在南方首屈一指、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对经济刑法的研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让刘宪权很感动，剧里的时代和故事都是他曾经历过的——作为恢复高考后华政的第一届考生，他感慨高考改变了命运，是这个平台提供了机会让他走进高层次的研究教学的队伍。也正是经历过苦难才知道珍惜，大学时期的刘宪权格外用功，“当时的《刑法》共有192个条文，很多条文我本科时就记住了，一直用到现在。”他自豪地告诉学生。

　　他也是一个服务社会的法律人，他领头的劳模工作室发挥法律专长服务大众百姓，他是电视台法律栏目的常年嘉宾、报刊中“法眼看社会”的专栏作者、上海“东方讲坛”讲师团成员，参与法制宣讲400余次、实务讲座不计其数，他同时还是全国30余家司法机关特聘咨询专家和业务顾问……

　　与法律的缘分一直延伸到刘宪权生活的方方面面——家人都从事相关法律工作，女儿也在他的引导下学习了法律，并取得了国内和国外的律师从业资格。“女儿对我从来也不多说什么赞美的话，但今年父亲节时她深有体会地讲，爸爸你为我设计了一条光明大道。”

　　教育精神支撑前行

　　今年是刘宪权从教第31年，他说，尽管在刚刚留校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适合做老师，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是最适合做老师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有些东西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感受不到的，这么多的学生，大家每年都来评你‘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个中的喜悦，这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绝对无法体会到的。”他开玩笑说：“我要创造一个华政的‘吉尼斯’纪录。”但是，这对他来说需要付出很多。每次颁奖，刘宪权就想：“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要来拿！”

　　在校园里他是法学教育的革新者，他开创了“4+2”本硕连读实验班，培养当前社会需要的高质量卓越法律人才。法律学院成为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培育基地和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拥有2门国家精品课程、13门上海市精品课程和1支国家级教学团队、2支上海市级教学团队，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60余项、教学成果40多项，荣获上海市普通高校首批“法学教育高地”。

　　科研成果名列前茅，为本科生授课冲在第一线，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的院长行政事务，年近花甲的刘宪权甚至比小伙子 “跑”得还要快。“二级教授可以做到70岁退休，我还可以上很多年的课。要让学生不断地感受到老师的新知、热情，要感染学生，就需要有一种精神的支撑，没有这种精神可能会觉得很累。”他很赞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所以刘宪权希望自己的教育能让学生在工作中做得很好，这对老师而言就是幸福感和光荣感的所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刘老师执教三十余年，他的许多学生也成为了大学老师、教授甚至博导，学生们现在从事的很多工作都是他年轻时做过的事。他感慨地说：“学校中有很多优秀的老师讲课讲得很好，而且很多人能够应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服务。这些都华政发展的希望和动力！”

　　一堂堂课在“宪哥”的高声“讲演”中结束了，只有课间没同学围上去问问题时，他才坐下来静静地喝口茶休息一会儿，这份精神真的支撑他走了很久很久，摆渡过无数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