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朱洪,男,197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汉族,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师,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
曾获得国家部级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三等奖等。
先后荣获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城市之星”杰出青年称号,多次被评为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先进个人,荣立世博会交通保障三等功,并被评为世博先进个人。其领衔的“朱洪交通政策研究创新工作室”被授予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初识朱洪,第一印象是低调、谦和。还有他那份对于上海交通事业的执著,深深地镌刻在脸上。
朱洪是个完美主义者,常常全情投入,那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同志。与他有过接触的领导、专家、科研人员都说,交通研究工作对朱洪而言,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乐趣所在。
就像他常提到的一句人生格言:我们快乐、自信地前行着,有的时候是乘客,有的时候是司机,既要留下稳健的脚步,又要划出美丽的轮弧。
每次整理他的工作事迹时,他一再强调:这些工作都是集体的努力。从刚开始的“单干”到带领团队,朱洪提倡的是开放合作,逐渐锻炼出了一支核心团队,既完成了繁重的编制工作,又带出了一支队伍。
记者手记
与老外专家观点交锋
1995年,朱洪从大学进入了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工作,从此与交通结下了不解之缘。刚工作没两年,他参与了《上海交通政策研究》的研究。
参与这项课题后,朱洪不断从原先综合交通规划领域拓展交通政策研究方面的技能,在开展调研、实地踏勘之余,运用模型分析上海交通现状,同时又分析政府决策需求,将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可行的政策建议。朱洪没想到,原本以为是个小课题,之后却成了国内第一本交通白皮书的雏形。
为了编制《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市政府引入两家外国咨询公司同时开展研究,交通所负责提供技术支撑。全过程参与其中的朱洪感到,与老外专家合作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他们的研究定量需要交通所提供数据支撑。当朱洪把所里的基础数据和模型数据提供之后,老外又对数据质量产生了质疑,甚至觉得交通所有所保留。还有就是观点上,朱洪认为当时50万辆燃油助动车亟需管理和限制发展,而老外则认为发展两轮交通方式要大大鼓励。文化的冲击、观点的碰撞,老外最终到政府管理部门“告状”,认为交通所在技术支撑上做得不够。
朱洪解释,并不是交通所有所保留,也不是数据质量有问题,而是当时的老外还不十分了解上海的交通现状,上海人的家庭小汽车拥有量屈指可数,市民都是以步行、公交为主,自然小汽车方面的数据就比较匮乏。而英国、法国较为发达,私家车是一种大众出行方式,习惯性用西方套路来定量分析上海的数据很有问题……一次次真诚而又理性的交锋逐渐让老外理解交通所,最终他们也赞许朱洪是少数不迷信、有自信的技术人员。正是这份坚持,使得白皮书更具有实际价值,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对上海后来十年的交通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伴随交通大调查成长
从1986年开始,上海每隔5-10年就开展一次全市性综合交通调查。朱洪1995年只是在第二次大调查里做一些配合工作,2004年第三次大调查他已成为技术骨干,但他还是坚持下基层,陪着调查员一起,早出晚归,去居民家中开展调查。
他说,不下基层,就不知道调查员工作的艰辛,更不知道调查成果如何使用。
有时候,所访居民对调查不理解、不配合,调查员也难以招架,朱洪时常耐心跟居民解释大调查的背景和意义,很多时候都能赢得体谅,并且与受访人建立了某种信任。2009年第四次大调查时他是牵头负责人。第四次调查中已经成功运用手机定位、GPS定位、牌照识别、交通卡数据和遥感调查等技术,大大提高了数据获取效率。
上海最近组织开展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大数据时代来了,朱洪认为,技术手段的革新让大调查从传统的获取数据、掌握特征、挖掘规律中拓展开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面向未来的研究中,比如在出行人的意愿、出行成本考虑等主观因素,会更加多地影响到将来的交通发展格局。而这些只有在城市集中区、郊区新城、城郊粘连区等科学取样、精准定位的入户调查中才有可能获取信息。最终,第五次大调查采用了传统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朱洪和同事们借助信息设备终端实行调查,将传统的纸质问卷变成电子问卷,实时调查、实施录入、实时上传,避免中间繁复而又漫长的数据收集过程,既提高了效率又可以避免信息接触人员过多,防止市民个人信息外泄。
关注交通的外部效应
在许多人眼里,朱洪有点与众不同。对于很多热门的城市交通话题,朱洪不是人云亦云,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在一次“梦想讲堂”上,朱洪提出了一个观点:推广公交,未必就是节能环保的。在场众人,为之一惊。
朱洪说:“大家通常认为坐轨道交通就是环保的,开小汽车就是能耗大的。其实不然,当一列地铁上的乘客数量不足时,其单位乘客能耗是大的,所以提升运输效率是关键。”他分析了轨道交通人均碳排放强度逐年增长情况,并认为轨道交通的能耗效率与轨道交通的运输效率直接相关。
“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出各行业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要求。朱洪开始研究交通行业相应的考核指标。他发现,仅仅从单位GDP能耗上作考核并不妥当。近几年交通管理部门为了降低公共交通工具的能耗,在轨道交通设施、电动公交车辆等交通工具上花了很多功夫,上海在这方面技术已十分先进,但是光在这方面投入,今后收效会越来越不明显。根据几年的研究,朱洪认为,低碳交通发展有四个途径,目前所做的改进减排技术、控制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只是其中一个,还需要协调用地布局,控制出行总量和距离;优化交通结构,控制高碳的机动化方式;提高运输效率,控制单位客运量的碳排放等方面“三管齐下”,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也应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这就是朱洪,很早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交通环境领域,提出交通不仅仅要关注交通本身的问题,还要关注交通的外部效应,特别是交通引起的空气污染问题。通过与环保部门的合作,开展了交通排放的测算和时空分布的研究,研究了交通流量与道路周边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为交通节能减排相关工作提供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