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每天都有人死亡

　　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病和脚气病，并且有好多人为此失去了生命。战俘们把脚埋在雪里，能够把雪热化了。有的战俘脚肿得实在太厉害，看守的日本人就把竹管插入他们的腿中往外放水。

　　罗兰德·凯尼斯·特沃瑞，因为营养严重匮乏染上了脚气病。战俘营里根本没有药，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医院里等着，是死是活，只有等。他患脚气的双脚和双腿就像是火在烧，又仿佛是钢针扎在发炎的部位。只好把雪敷在腿上以减轻疼痛。更加严重的战俘则是发炎的双腿会肿胀得十分厉害，肿胀从脚上开始，沿着双腿向上发展，等到肿胀的部位发展到身上，人就死了。

　　特沃瑞有一个好朋友，也得了脚气病，整天拖着肿胀的双腿蹒跚着，嘴里不停地鼓励自己“我能挺过去”。但，他还是死了。有好多战俘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身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人世。战俘们不时遭受着这样的精神打击。

　　由于食物奇缺，患疾后得不到治疗，平均每天都有人死亡，开始尸体被运到火葬场火化，后来随着许多人死去，日本命令战俘们直接掩埋死者的尸体。墓地在营地以北，那里有一片秃树林。冬天地冻得很硬，挖起来很困难。日本人便将一间储藏室作为停尸房。

　　有时候，日本人简单了事地把那些呼吸微弱的人，也当作死人一样扔进停尸房。霍华德·卡特，有一次因为脚气病病得很严重，躺在铺上动弹不得。日本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扔到死人堆里。卡特非常微弱地动了一下身体。“上帝，他还活着。”战俘中有人喊了一声。他是一位国际红十字会医生。日本人不以为然，以为医生看花了眼，没理会他。医生再三请求，日本人才把他拉了回来。幸运的卡特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在战俘营要想生存下来，是绝不允许生病的。因为日军只有等到战俘们病得快不行了才让你住院，所谓的住院，就是无药可医，无人照料。绝大多数走进医院的人，都进了停尸房。“它不能被称为一所医院，它仅仅是一个让人在那里等死的地方。”韦弗回忆说。平时，韦弗即使有病，能自己忍住就咬牙坚持住，祷告上帝给他自愈的机会。有时，自己的体能已经无法抵抗的时候，美国医生会给药吃，但一般都没有药。药品，是极度珍稀的东西。

　　桑岛，是日本外科医生。这个“白衣使者”很邪恶。他对战俘生病一点都不关心。有一次，他为了确认战俘是不是患了痢疾，竟然让病人围着操场跑，有的病人脚上什么也没穿，光着脚跑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操场上。他的理论是，病人没有出现虚脱或者拉肚子，就没有痢疾，可以去干活。等战俘营医院形势比较稳定一些后，这个桑岛医生竟把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药品据为己有，进行交易，从中谋取暴利。

　　即使病了，日军也不允许你休息，要求继续做事，除非病得很重，无法操作自己的工作。战俘营里有人不断地死去。睡在约翰·利帕德上铺的两个战友先后死了。睡在韦弗身旁的两个人也死了。圣诞节前，又有一个人死了。死讯不断传来，每天都有人死去。

　　“1943年3月，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们一天就掩埋了176名尸体已经冻硬的战友，这些战友们大都是在我们到达后90天的时间内死去的……到冬天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05人，占所有在押美军士兵战俘人数的17%以上。”凯尼斯·特沃瑞说。

　　1943年2月中旬，一个由10名军官和20名其他级别的日本军人组成的调查队，来到战俘营调查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高的死亡率。调查队里的日本人对存放在停尸房里的人进行了编号，解剖。十几天后，他们得出调查结论：“普通的腹泻，一般并无致命危险，但加上营养不良，低劣的卫生条件和药物匮乏，已证明是致命性的条件综合。”

　　在不能改变环境时，战俘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他们要坚持，要乐观，要等着回到美国的那一天。他们不断地对自己说：“情况并不是太糟，我能够活下去！”

　　有一次，艾伦得了疟疾，美国医生已经没有药可以医治他了。“事情总不能就这样算了。无论如何，我得活下去。”艾伦决定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