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密谋实施细菌战

　　陈述最后，弗兰克·詹姆斯说：“我请求将关于我和其他战俘的任何记录及免疫系统的研究文件公布于世。我特别渴望得到1943年初731部队拍摄我的照片。当时，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体毛，重约80磅，只穿了一件毛衣。在我的头顶上是一个我的战俘编号1294的标记。”战后，弗兰克·詹姆斯成了一个身体有80%残疾的军人，因为这个原因，1966年他从陆军退役。

　　2003年9月19日，《纽约时报》记者吉姆·亚德利对战俘首次回访沈阳做了报道。报道中说，在记者会上，罗伯特·罗森达尔说，当年有五六十个战俘被三个日本兵注射过“预防针”，相继出现发高烧后莫名死亡的现象。当年他也被打了三次针。一位日本记者认为，日军不可能帮他打救命的预防针，问他为什么没有死。罗森达尔说，他也不知道。奥利弗·艾伦则没有被注射，但他知道一些其他的战友，在注射后死了。罗德里克斯说，父亲说起，守卫曾经举着一些东西在睡眠的战俘鼻子底下，众所周知，这就是有名的扩散细菌的方法。

　　2007年来访的拉菲尔·格里菲思说：“日本人给我们注射，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一些人在注射后生了病。他们也从我身上抽了血，但是我从来没因为注射而生病。后来他们还给我们量了臂长、胸围和头围。”

　　欧文·约翰逊仍然记得，在战俘集中营里，他和其他战俘在三个月期间几乎每周就被注射一次，一些人死掉了，一些人病了，也有的人未受影响。病重的人便送到冰冻间，进那里的人很少有出来的。

　　战俘们的话，在一份“关东绝密文件”中得到验证。这份文件写道：1943年2月1日13时，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发出命令：“关东军防水部本部应派遣下列人员往奉天俘虏收容所，援助、指导该收容所之防疫业务。”同时，关东军军医部长木尾十家又据此做出具体指示：“奉天俘虏收容所之防疫，以俘虏之菌检为重点……实施菌检所需之资料，由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携带。”

　　2001年5月19日，美国南伊利诺伊州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吴天威、熊玮博士一行人来到沈阳。吴天威说：“一位曾在沈阳战俘集中营待过的英军战俘留下一本日记，上面有关于日本人对战俘们进行细菌实验情况的记载。日本人不仅给那些战俘注射细菌，定期观察，死后还要作尸体解剖检查。”

　　吴天威教授提到的这名英国战俘，就是罗伯特·皮蒂，他在日记中写道：“1943年1月30日，对全体人员接种预防斑疹伤寒、副伤寒A型的疫苗；2月14日，注射预防天花的疫苗；6月5日，接种预防赤痢的注射液；6月13日，注射预防赤痢的注射液2次……”

　　“1943年2月23日，安葬142名死者。在105天内死去186人，全为美国人。”“8月6日死者达208人。”“11月21日，死者达230人以上。”

　　“由此可见，频繁的注射和预防，以及大量死亡的后果，难免让人对事实的真相产生质疑。”

　　日本投降后的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主要追究了日本细菌战的责任，判处了原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2到25年徒刑不等。

　　1944年7月，山田乙三从前任梅津美治郎手里接手指挥关东军时，大本营交给山田乙三的任务是把东北变成日本永久性战略基地，准备对付中、美、苏和东南亚国家，以挽救日本即将衰败之命运。

　　山田乙三供认，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而密谋实施细菌战，早在他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前的1935年至1936年，就在关东军石井四郎部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两个秘密进行细菌战的部队，一个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为第731部队；另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代号为第100部队，两个部队的总称是关东军第659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