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日，台湾诗人周梦蝶病逝。回上海开会前，我去了他的灵堂祭拜，那日正好头七。见门外写着“周梦蝶居士”，我心头一颤，堂内静谧安详。灵堂的角落里，放着一些他平日的起居用品，有脸盆、雨伞、鞋，和几件他见客时会穿的衣服，那便是一个老诗人清清白白的一生。

　　这是我到台湾第四年。周老是我四年前就认识的前辈，那时我懵懵懂懂，随老师前往周老寓所访问，甚至连访问都算不上，就只是随行。我在台湾当学生的日子里，受长辈恩惠良多。却没想到，四年后还会站在这片土地之上，多少累积了一些世故人情。更没想到，会有幸目送他走，以这样的方式。看似毫无遗憾，其实心下惶惑得很。几度哽咽，也确切说不上是因为认识的人走了感到不舍，还是因为人间留下了我这样吊儿郎当的过客继续赖活而感到惭愧。我脑海中涌现他诗中所写：“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脚踏过他底一生呢？”

　　一个月前，我帮沪上一家刊物约了周老的访问。我无知无畏，虽然知道今年他身体状况一直不稳，但谁想那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月。我以为一切如常，我可以在发稿之后寄几本杂志给他，没想到一别永别。那也可能是老人生前接受的最后一个访问。

　　回上海之后，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出刊时平淡得就如我迫于生活造次所亲采、或约采的任何一则作家访问一样，若没有网站强势力推，不会引起任何注意。那一期访稿的按语是我写的：“周公于五月一日下午二时四十八分因肺炎并发败血症，于新北市新店慈济医院化蝶永远离开，享寿94岁。消息传出，台湾文坛悲痛不已。马英九在龙应台陪同下，亲自到已逝诗人周梦蝶灵前上香。痖弦先生当日忽然来电，原想帮忙询问周公是否愿接受美国中华人文砖基金会召集人王晓兰的访问，听到噩耗说，‘现在的加拿大是凌晨四点多，我今晚就是睡不稳。我去年底去见梦蝶时，我莫名其妙地想哭，这或许是前兆，他真的走了！’我们的采访在周公过世前一周，当日他精神出奇好，说了许多话，拍照也有神采。没想到采访未刊，一别永别。”刊载时碍于篇幅被砍去大半，这就是我的哀愁和现实人生之间的扞格。而我也不得不渐渐将之视若寻常。

　　开始是兼差，后来是迫于学费压力，我曾在台北兼任过许多报社的文化记者。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身份，蜻蜓点水似的相逢、带有强烈目的的闲聊，令生活与文学都尽失本来面目。然而人活着不能总为了顺心，我还是本本分分做了不短的时日，这些时间在我20岁到30岁的生命旅程中，日渐占有了巍峨的体积。

　　我一度以为，那三年来的打工里，我几无收获。为了生活而浪掷了许多私人的时间，是我深感厌倦的生命惯性。唯有在此之中，认识了很多好心的台湾人，蹭了很多饭、得了很多书，令那段过程显得那么不可抱怨。每一次，从约访、到见面到整理录音、再到发稿、获得稿费，我压根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配插的介绍与评论，也多是在毫不严谨地拾人牙慧。然而，这已经好过我在大学时所兼差的地产公司、影视公司、电子杂志社所赋予我所更加不胜任的职责。至少，我眼下所做的事和文学擦边。有时和采访者聊得投缘，能有所启发，每每在网上发一点和作家的合影，也能徒增虚荣。最糟糕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周都“卖友求荣”。我身边所有的台湾朋友，无论是作家还是同班同学，都被我当专栏素材写作一遍。这些我不太愿意面对的生活原相，后来被出版成为散文集，还是我所出版的所有书中卖得最好一本，我想，这无疑是人生和我开的玩笑。

　　而周公离世，无疑是对我私人生活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想要终止一些什么，又不便言明。

　　其实这就是我和台湾最真切的关系。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到台湾读书，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没有博士点，于是就申请了台湾的学校，台湾的中文系没有当代文学，于是就做起古典小说。许多人问我喜不喜欢台湾，时间越久就越难说吧。我觉得我和台湾的关系，就像是与一个人的相处。我渐渐从认识变得认得，知道了他人之为人的善良、为难与苦衷。而他也知道了我的偏见与固执。我们的缘分看似那么深，那么偶然，足以使我隔海挥霍青春；我们的缘分又那么浅，每一年都是赤裸裸的倒计时，每一次相逢都可能是为了告别。

　　这些日子以来，我常常想到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写的话，大致是说，没有亲人死去的地方是不能称为故乡的。这几年来，我渐渐在这片岛屿上，建立了一种比游客更为深沉的情感，我也说不上具体是什么，可能就是我站在周公灵堂上时，脑海中所呼啸而过的三年。与我擦身而过的许多人，写在台湾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我当时却有些神知无知。我始终耽溺在自己的小情怀里放眼这片苦难的土地，还以为自己鸟瞰了一个世纪的沉痛，实则是大肤浅。然而珍惜这种东西，哪怕我真的意识到了，讲实话也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我想，事与愿违，好过没有愿望。历历在目，好过耳聋目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