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最近举行首届论坛，请来评论家和青年作家对话。对话的起因，是今年《收获》刊登了两辑“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刊登作品的作家中虽然也有1979年和1994年生人，但总体还是以80后为主。

　　会上有不少人批评，80后的作家总是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但很难让人想起具体的篇目。1980年出生的人，现在已经34岁了。评论家周立民兄问道，34岁的巴金完成了什么？34岁的沈从文完成了什么？34岁的曹禺完成了什么？

　　34岁的巴金完成了《春》，34岁的沈从文已经完成了《边城》，34岁的曹禺更是早就写出了《雷雨》《日出》……近一点比较，1987年的《收获》也曾推出一期专号，聚集的作家当时大多是毛头小伙，如今已经是中国文坛的东邪西毒们——洪峰、余华、苏童、孙甘露、马原。

　　80后的作家是以破坏者和闯入者的姿态进入文坛的，但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其实还是一群乖小孩，这样的落差大概是导致批评的原因之一。不过似乎也怪不得80后。愤怒多出诗人，忧患易生佳作。沈从文巴金经历的，是急剧动荡的社会，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是五四运动，抗日救国，余华们的青春期则与“文革”不无关系，这在他们的小说中多有体现。

　　而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们，没有经历饥饿、争斗，他们是在比较安稳富足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升学、恋爱、上司为难已经是生活中最大的困扰，更关注个人内心的焦虑也是顺理成章。他们的作品，更容易让同龄人会心一笑，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难起激荡。当代的社会不是没有冲突和困境，但80后作家们目前所了解的冲突和困境，可能更多来自互联网而非个人体验。也许，在经历了很多年的琢磨之后，琐碎但扎实的个人史，也能够拼凑出完整而丰富的社会史，文学的形式，毕竟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次论坛的主题，才定为“文学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