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开始炒国库券

　　管金生说到的杨百万，是当时上海滩另一个名人，大名叫做杨怀定，因为倒腾国库券赚了大钱，个人资产一下子上升到7位数，所以江湖号称“杨百万”，人们已经很少用他的真名来称呼他了。多年以后，他是这样说起他如何开始炒国库券的——

　　我是1988年2月28日辞职的，响应政府号召，自谋职业。开始我并没想到要做国库券买卖。我看到《新民晚报》上一篇报道，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我就给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写了一封信，问上海报纸登的是否确有其事。人行温州市分行回了一封信，盖着公章，答复确有其事。

　　我就想钞票不存在上海了，存到温州去。当时利率温州实际上高达16%—18%，上海只有5.4%，我有2万元本钱，每年利息就是3000多元。我辞职时每月工资68元，一年也就800元多。我想这样不就可以不要上班了嘛。当时想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到温州去的船票刚买好，上海报纸又登了消息，说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我是读过《子夜》的，晓得这里面肯定会有“花头”，所以4月21日开市第一天一早就去了。别人都不敢买，我买进。结果下午老百姓明白了，开始有人抢着买进。银行利率每年5.4%，国库券三年期，年利率超过15%，为啥不买?结果价格立刻上冲，冲到110元以上，我就抛掉。

　　很快，我发现全国8个试点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中国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于是，我又开始做国库券异地买卖。可以讲，国库券异地交易是我开创的。我没日没夜地乘火车在全国跑。差价可以大到每百元国库券超过10元，利很厚。啥地方穷，啥地方就更便宜。最早国库券是摊派的，老百姓拿在手里急于兑现，打八折80元抛售给银行，而银行缺乏资金，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元，一下子就用完了。我带着现金去买进，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一样。银行给我的价钱是九折，90元，到上海差价起码十几元。靠这2万多元，出去一趟起码几千元进账，本钱快速膨胀。其实当时国务院有文件，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上海执行政策最好，从来没有低于面值。我就以100多元抛给上海的银行。我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政策的钱。那时我日日夜夜全国各地跑，现在面孔这么黑，就是那时晒黑的。

　　后来我进出都是上百万元了。银行开始注意我了，内部有争论。第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国家有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第二，算不算投机倒把。我就到中国人民银行去“人民来访”。接待人问我啥事。我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爽，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填了一张人民来访单子。他吃惊地说：“你就是杨怀定?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库券呢?”我说：“我今天来就是想问这件事。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他说：“你看呢?”我说：“我看是可以的。”他问我你有什么依据?我说有。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李贵鲜。我说：“你们行长在报上讲，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我看不到文件，但你们行长讲了，如果有错是你们行长错。”他不能说他们行长错，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反正我们现在没有文件。”我说：“没有文件，那我就可以做呀。法律不禁止的，我就可以做呀。”就此观点，我后来还在报上发表过文章。

　　后来有一位官员对我说：“原来我们想让老百姓买卖国库券以搞活市场，没想到你利用这点来做生意。”我说：“我是合法的，我是投资者。我买进时，并没想要卖掉（其实是想的，就是为了要卖掉嘛），但是我突然之间要用钞票了。你管我是拿了一夜还是两夜呀。这也符合‘随时随地买进，随时随地卖出’的原则呀。”当时还有人认为，杨怀定把上海的大量现金带到外地去了（当时银行内部现金是条块分割的），上海现金减少了。我说：“你们没有看到，我把外地的利息都带到上海来了呀。”（我把有关的报纸、文件都保存下来了）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国库券，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怕政策变，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