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到现在，已经有过八个家址了。第一个是60号。那里面有部队，有吉普车，有伙房，有马厩，还有士兵和军官扔在窗外草堆里的牙膏壳。我们小孩用脚拨弄草丛，捡到了牙膏壳跑到院子外面的小摊上换橄榄吃，橄榄很好吃！我在院子里东逛西逛，去伙房里要很大的馒头吃，我喜欢馒头的历史就是从那儿开始。几乎每天都到马厩里和马在一起，摸它们的身体，拉拉尾巴，站在凳子上拿它们槽里的豆饼吃，马都认识我了。它们鼻子里会喷气，那不是吓唬我，但我也一直没搞懂它们喷气做什么？长大以后我会写小说，小说里写过马，它们都是那个马厩里的。我也是在这儿看了第一部电影《智取华山》，趴在家里三楼的窗口，电影就在院子里的布上，风一吹，电影里的人和山都抖。60号里全是我的天真和轻逸。

　　第二个是69号，在541弄的院子里。那是一个漂亮大院，日本联体别墅。很多玉兰、樱花、月季，每家门口都种花，里面有游泳池。那也是我玩得昏天黑地的地方，玻璃弹子打到炉火纯青，毽子踢得小姑娘望尘莫及，拉手风琴，彭家大哥对着鹅卵石墙打网球时，他的妹妹在琴房里练钢琴，院子里的哥哥姐姐们进了清华，上了复旦，总听着这些消息，我们的头就很容易抬得高高，心里飞扬。可是花儿开的时候，风也会来，我的爸爸被重重刮倒，很好的出身从此改变。几年后我考取了一个好的中学，妈妈就搬家，那时我已经有些懂，母亲是为了换个环境，下一个家址就是99号了。这么多年，我常常去541弄和69号徘徊，是因为那儿曾经漂亮，有些高贵，也因为在那儿，虽然童年开始有乌云浮动，但是院子没有让我自卑，我度过得非常温暖。我是去感激温暖。

　　99号的房间是崭新的。我站在五楼窗口看着天高云淡，来中国学习的阿尔巴利尼人抽着香烟走在宁静的路上，很异国情调。钢厂的党委书记，电厂的技术工人，印尼回来的华侨，在这楼房里，很难清高，也不会自惭，友好安稳地过日子，开着门吃饭，关上门睡觉，外婆和妈妈，把这个家安排得干干净净、衣食无忧。我给远方的爸爸写信，告诉他我们很好，让他放心。上完初中，“文革”开始，我离开第三个家址，带上隔壁建平爸爸为我做的杉木折叠桌，去了农场。折叠桌每晚都在我的床上，昏黄的灯下我阅读，写作，复习，十年以后，考取大学，毕业了，留在大学里，住进第四个家址，音乐新村，又叫30宿舍。苏联式建筑，九平方米房间，门窗洋气，全木质壁橱，窗外对面是联体别墅，有资格的教授住在里面。我坐在桌前认真写着最初的讲义，在马厩里玩的时候，童年突然乌云临空的时候，躺在农场宿舍的时候，都没有做过站在大学讲台上看着讲义讲文学的梦。有的梦是做不了的，不做没关系，但现在却觉得像梦。 

　　第五个家址是第9宿舍。18平方米了。窗外是草地和树林，围墙外是田野、河流、战争年代的碉堡，开往南方的火车，日夜来回，夜里的枕头上是铁轨的微微动静，旅途是别人的，诗意让我听见。厨房里八九家人家一起做饭，助教、讲师、副教授亲如一家，说严肃话题，开庸常玩笑，我最大天才是洗鸡毛菜，一根一根洗，每根干净。我洗鸡毛菜也炉火纯青。

　　当教授了，第六个家址，19宿舍。南北两个房间，女儿有了自己的桌子和书架，钢琴靠着床。她关着门弹琴、做作业、阅读、睡觉，虽然没有把数学学好，但学好了外语，学会了写作，走到了后来的学业里，走在巴黎和世界的路上，每天在西方语言和文学中。南面房间有个阳台，衣服晾在阳台上，旁边在造19层公寓，起吊机上的油滴到白衬衫上，我对着起吊机骂，造什么楼，小心坍掉！哪个想到，造好以后，最好的16层的朝南三房分给了我，我惭愧地骂自己不是人，搬进了第七幢房子，第七个家址是202号。又站在窗口，看着天空和道路，校园和我住过的前几个校园的家，都在我眼睛的框框里，我甚至清楚地看见我当知青每个月坐长途车去农场的那条法国梧桐的沪闵路，心里流动起来的是小溪流吗，是长江水吗，是无限的汹涌！我想，这会是我住到最后的地方了。 

　　可是后来，家址又变成223号了。这是第八个了，仿法式，它是最大的，也漂亮，绿荫覆盖，阳光铺地，楼上楼下走得很忙的，有人来，可以风度翩翩慢慢从三楼走到二楼再走到一楼“会见”他们，可是无论是坐在一楼看着花园，还是在三楼露台的天空下，那相继岁月缓长生命的一幢幢房子，一个个院子，所有房间和窗口，总是萦绕着在我眼睛的框框里，在心里的中央。它们哪一个不是阳光铺地，哪一幢不是我的绿荫，我必定想念到最后！然后，就恋恋不舍去了最后的“家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