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之前的地方两会期间，广东东莞市政协会议进入分组讨论环节，其中的工商联界委员小组本来是16个分组中“含金量”最高的，许多委员都是“富豪榜”上数得着的人物，但这个“豪华阵容”没有掀起讨论热潮，整个会场不时陷入无人发言的尴尬。

　　这种现象当属个别，但是却很契合中国传统的为政、为文风格。与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相比，中国古代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都比较缺乏辩论的传统，相互诘难的风气始终不浓。不可否认，先秦时期的确有“百家争鸣”，但正如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也就是说我本不是喜欢辩论的人，与人辩论实在是不得已。这一时期，喜欢辩论的人，一般也都没有什么好名声，被人敌视。这导致后世很多公共发言异口同声，难于听到不同意见；学者之间的争论也比较稀见，导致学术的长进比较缓慢。长此以往，对国家对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里辩论风气不浓的原因很多，但是标志性人物从一开始的公开反对，至少是其中之一，比如韩非子就是如此。

　　韩非子反对辩论，与其结舌的生理缺陷是否有关不得而知。但是通过他讲的一些故事，可以看出他对辩论的极度拒斥，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儿说是个宋国善于辩论的学者，也是持“白马非马”论的人，他通过这一命题说服了很多辩论家。有一次他骑着白马过关隘时，被要求缴纳马税，儿说摆出“白马非马”的理论，意图避税，结果没有成功。

　　从逻辑上讲，“白马非马”的命题大有值得商榷的余地，马税该不该征到一匹具体的白马身上也并非无稽之谈。但是韩非子对此事的看法很明确：凭借虚妄的言辞，他可以战胜一个国家；考察实际情形，他就一个人也欺骗不了了。一个很有争论价值的逻辑命题被冠以骗子之言的道德（尽管法家眼里没有道德一说）判断，直接判了学术争论的死刑。

　　对辩论家的厌恶，还体现在棘刺雕猴的故事中。话说宋国有个人请求给燕王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但要求燕王在斋戒三个月以后才能观看。燕王答应了并给了他优厚的俸禄。

　　掌管冶炼的官员对燕王说，这个人知道大王的斋戒超不过十天，却定了三个月斋戒的期限，实在是想大王永远看不成。再说，凡是被雕刻的，用来雕刻它的工具一定更小一些。我是个搞冶炼的，也没有办法给他制作刻刀。那猕猴不可能有，大王一定要明察。

　　燕王于是把那个宋人拘禁起来加以盘问，发现他果然在弄虚作假行骗，便杀了他。铁匠对燕王说：“这些诡计很难辨别。言谈之士的话多半跟棘刺雕猕猴一样，是骗子的胡言乱语。” 

　　其实韩非子本人为了言谈辩论，自己倒准备了很多小故事。他可能觉得话说得过于绝对，做了些让步，认为现在君主听取各种言论，不是用确定的标准去衡量，而是喜欢他们动听的言论；不是用效果去检验，而是赞赏他们言谈，却不问言谈是否合乎准则。这是君主长期受骗，而辩论家长期被供养的原因。换言之，韩非子不认为言论应该自由，而应该有标准；此外言论要马上可以检验，不能检验的言论一定是欺骗。

　　考虑到汉以后实际形成的“外儒内法”传统，韩非子的这种不准辩论的思想影响不可低估。不可否认，日常生活中很多辩论显得无聊，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期，有意义的辩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稀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