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来尴尬。因对污染管控不力，一些城市的主要领导，大老远被请到环保部的北京办公室面谈。这样的约谈，今年已有4次。在中国，“以和为贵”思想影响深远。直陈问题要害，明确整改进程，提出追责要求，如此棱角分明的批评，公众以往不大见得到。它不是发生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务院组成部门和地级市政府之间，且有媒体到场，公之于众。接收约谈的政府主要负责人，千里迢迢赴京，难免有一丝“负荆请罪”的意味。这可比一般的通报批评严厉多了。

　　这种新型的履职方式，意味着中国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往的偏重“查企业”，切实转向了如今的“查督并举，以督政府为主”，这无疑是一种更加科学的督查方式。

　　一方面，约谈改变了压力传导机制。它针对一地政府，而且是主要领导，不仅是企业。对污染的治理，也不再仅对地方环保部门施压，令其“单兵作战”。环保压力由环保部施加给地方政府，进而在地方政府一级形成重视局面。如此，才能推动各方力量形成合围，阻断污染。

　　另一方面，约谈的方式，彰显环境监管更加动真格。约谈不是谈天说地，而是非常严肃的督促，带有明显的批评性质。约谈中，环保部官员言辞犀利明确，毫不含糊。甚至，对情节严重的地方和部门，还会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追责建议。这对地方政府和履职人员的震慑力，显而易见。

　　环保部曾被人感叹是“世界上四大尴尬部门之一”。这一方面折射了污染问题的复杂性，也反映了环保监管有力手段的稀缺。如今，约谈这样犀利的“利器”都有了。这说明，国家真正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个层面高度重视治污。新《环保法》不仅明确了地方政府治污的主体责任，更设置了追责机制。对此，环保人大可不必再有以往的感叹，而应感受到肩负的重任，用好法律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利剑”，恪尽职守。

　　不过说到底，约谈只是方式之一，最终成效、追责路径等都有待进一步观察。问题的关键是，必须让地方政府感受到治污压力，并严格履行治污责任。政府对环保态度如何，决定一个地方环保成效。污染，尽管多是企业为主体实施，但背后有复杂成因。污染的形成，既有企业的无法无天，也有地方政府唯GDP论的扭曲政绩观作祟，还有地方政府轻视环境治理、管理手段落后等一系列沉疴不时发作。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必然导致污染环境的违法成本过低，令企业缺乏遵守法律、保护环境的压力和动力，甚至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积重难返。环境治理，既需要环保部门冲锋在前，更需要地方政府支援在后。只有将压力传递给一级地方政府，让他们行动起来，才能真正构筑起美丽中国的坚强屏障。

　　从这个层面看，约谈，击中了问题要害，它刷的不是环保部的存在感，而是污染治理的重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