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我趁奥运之后和残奥之前的那一周，从新加坡飞到了北京，看鸟巢登长城尝烤鸭逛胡同，却没有想到去看看他——我青春时期的偶像汪国真。虽然我们有通话，有通信，是老朋友了。觉得那是个符号式的人物，一个不能轻易触碰的美好标志。他，只能停留在陌生的距离和记忆里。

　　大学时，曾经在校园的阶梯教室大门口走过，看到戴着帽子的顾城的侧影。他在给同学们开讲座，娓娓地谈诗，表情是当然的如常的木然。我一阵欣喜，却固执地只是遥遥地站在门外，不肯进去，让很多人以为难得的机会溜走。诗人，不就该远远地欣赏的吗？所以，对汪国真，我也不走近，不见面。

　　上世纪90年代，我是怎么认识被全国青年狂热追捧的汪国真的？回忆里一片空白。但是青春岁月里的那种勇敢无羁和热情，为了书籍出版，为了电台主持，我可以将冒昧的打扰制造在每一次需要里，包括琼瑶家里的座机、章含之病床的手机。那么，与汪国真联系上，便不足为奇了。

　　第一次与汪国真通话是在电台做直播采访，谈的是如何面对失败。电话里，他是那么诚恳、谦逊、实在。我们的对话被录音了。那盒录音带，我保存着，后来被制成了光碟。

　　去年5月我在学校开有关“口语教学”的公开课时，校长携一众老师来观摩。为了活跃气氛，我播放了录音的一部分，作为教学分析的资料。我曾经的羞涩和年轻，沸腾了学生的情绪，也让我再次面对了“汪国真”这个名字。听着近20年前的清晰的录音，恍然觉得时光飞逝：我们和青春偶像一起走向中年。

　　又有一天，在家里的有线电视上，意外地看到汪国真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节目里，他正和一群爱诗的明星在谈诗诵诗。虽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依然忍不住关注。哦，仍然的汪国真，有诗的地方就有他。

　　去年底，我回国探亲期间，去到母亲的家，竟一时兴起整理起床底下樟木箱里的大包文字，包括曾经的日记书信创作留言毕业论文等。发现了一叠汪国真的手稿，不忍丢去。那手稿，便是我们曾经的通信，每一封，他都用毛笔书写，竖版的，从右往左，像书法作品。当时，我没有打开。

　　今天，当我在网上订购着回国度假的机票时，我想这次我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去一次妈妈的家，再次拉出床底下那只斑驳的樟木箱，好好读一读汪国真的信。

　　“你已抵达了远方，我们却依然风雨兼程。”4月26日深夜，与我同龄的同事兼好友微信里留下这样的文字。我知道，爱诗的来自北京的她，与我有着同样的青春记忆，那记忆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汪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