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脉在应时应地总有些特殊的表演。沪上人才辈出，少数天降大任者居然无师自通，在时代的夹缝中求取生存，他们避开锋芒独行其事，按照心中的理想为蓝本自我塑造，他们和环境息息相关，是上海这方水土的天然产物。仿佛浊水流动便可使他们心生波澜，而天井中的盆栽可以使其接收到大自然的天机和信息，而单靠吸纳弄堂里生炉子的烟熏味也能获得无限的生机和灵性；这几乎是清末任伯年以降的几代海派画家的先天条件和共同属性。

　　1958年初秋，在上海人民公园林木疏稀、配有几把长椅的林荫道上，郭润林正坐在其中一张长椅上。有人把我引荐给他。郭润林身着西装短裤一副大人的样子（他长我4岁，那年我虚岁15岁）；他肩负挎包，猜想里边装着漏水的调色盒及水盂等物，腋下也许是一个账本改装的画夹，内有“文信”水彩画纸等一应俱全。片刻会见过后他就匆匆地告辞离去；说是要去赶一道预先看中了的风景。他的背影和简陋的绘画装备至今曾留在我的记忆中；这符合那个纯真无邪年代的关于绘画与画家标准的念想及印象。

　　傅雷曾说：“懂艺术的不一定在美术学院里”。郭润林毕生似与“科班”无缘，他长期服务于仪表局属下的无线电行业内，耗尽了他的大好年华（详见郭润林所著《我的水彩情怀》）；这是郭润林引以为憾的地方。但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郭润林的知识则大多来源于对生活的悟性和对美的天启，源自当年处于社会边缘的沪上文化巨擎宿老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欧洲带回了那个年代不再应景而富于弹性的艺术信念。在郭润林家址的百步之遥的同一条马路即“菜市路”，有上海美专的旧址（刘海粟于1915年创办）而郭润林的水彩画启蒙者冉熙便求学于上海美专。往西几条马路近复兴公园旁则是海粟先生的住宅；郭润林在六七十年代常秘密往访求教于处于逆境中的海粟先生。而在郭家斜过马路的咫尺以内，住着以运色及用笔近似西洋水彩的国画界的变法大家张大壮先生，郭于同年代成为了大壮先生家的常客。此外还与附近的陶冷月先生有着更深的交往。以及与早年从事印象派绘画的朱屺瞻先生也有所来往。在朝北的嵩山路上是吴湖帆及另一位民国著名画家冯超然的居处……在往东的极目之处，毗邻着上海老城厢，一条方浜路直逼海派文化的发祥之地；善用水韵墨迹的任伯年先生居住在那里的老虎天窗底下。郭润林难说也受到了任伯年艺术气息无远弗届天才的直接辐射……这种地缘上的亲近不是玄学，也难说在郭润林的青少年时代，毫无得益于潜移默化的海派艺术怪圈的浸润而不无血脉的关系。

　　郭润林早期在艺术上的另一个滋养之地，是上海各大闻名的画室。

　　自五十年代初，刘海粟的学校迁出上海地域，本埠成为美术教育的真空地带；而海上的诸多画室在那年代扮演了传承文脉的角色。

　　郭润林的青年时期在工作之余除了各处写生，便是往返流连于海上的各大画室之间，他不用付费和注册，他的实力及名声和他的处世为人之道很得人缘，他是一位受到同行们欢迎与仰慕的人。他与画室主人及众多美术发烧友、昔日的文艺青年、有钱的贵公子、阔太太们——其中不乏极富天分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须知上海文化深厚的美术底蕴得以保存在那些场所。即便在“文革”最热闹的那些年份，在上海这座魔都仍有着此起彼伏、众多的坊间“艺术沙龙”的存在，他们成功地避开了居委会的监管，在单线联系的注定时间，这些艺术的“走私犯”逐个潜入某家的阁楼或客厅，陈列并展示各人的近作，他们相互观摩点评及勉励；一边抽着劣质烟草一边凭着他们的想象高谈塞尚、莫奈、篷纳（博纳尔）和莫迪格里亚尼……郭润林堪称海派文脉的接地气者，他是沙龙的常客、新成员的介绍人与沙龙活动的热心组织者；郭润林出手不凡的才情赢得了同仁们的尊重。

　　在那些等同于地下沙龙的艺术圈内，人们不时地研发出新颖的绘画产品，其中的部分一经披露于美术界立即引发关注。七十年代初的郭润林曾以竹片自制成功的平底刮刀，用厂里“政宣组”的广告颜料和上光油刮出了一组色彩斑斓、既有力度又有表现力的风景和静物，这顿时引发了轰动！郭润林的这些探索属于新绘画发韧期的作品，也是对于绘画风格、材料运用的大胆尝试。此后，那个时代的尺度所允许的绘画革新就开始了，且一发而不可收！直到1979年早春的《十二人画展》，这是一次新绘画的总检阅，海派绘画的新时代也发端于此。郭润林和他的伙伴们：陈巨源兄弟、孔柏基、陈家冷、仇德树等人正是发起人。郭润林还负责设计、印刷和在本市各地张贴海报。郭润林能创造性地熟练地交替运用诸如构成、抽象、装饰性处理及拼贴等绘画语言，关良先生对此的评语是：“特殊风格、难能可贵！”

　　海派绘画在西洋画中最自然的归属，仿佛总是引向了全盘的西化，特别在那个由于压抑而产生逆反心理的年代。郭润林曾是那一年代的时尚人物；在披头士尚未为国人所知的他，留着“甲壳虫”头、穿着黑色套头衫，他无意中的迎合以及和世界潮流本能的呼应，再次证明了海派作风的灵动与绝不落伍。以至于在1974年郭润林不容推卸地成为了传闻一时的“淮海路三怪”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