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去新加坡游玩时，已经做好了“不吸烟”的准备。新加坡“控烟”的严格程度早已名声在外，抱着不能给国人丢脸的心理，暗暗告诫自己，坚决忍住。

　　“幸运”的是，入住酒店的门口竟然有一个吸烟区。吸烟区的烟灰缸里残留着各种颜色的烟蒂，我暗笑，“烟民并不孤独”。

　　在新加坡游玩的四五天里，我还算是个合格的游客，非吸烟区内绝对没有逾规。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规定，车站周围50米不准抽烟，但你偶尔也能看到有人在等公交时抽烟；地铁站入口出口处的垃圾箱上，你也会发现烟蒂。在这样一个以文明著称的国度里，也有人钻文明的空子。

　　6月1日起，北京正式施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个被网民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条例的核心内容可以提炼为，“凡是有房盖的地方、露天有人排队的地方都100%禁烟”。不管是办公室、餐厅、台球厅、网吧还是幼儿园、中小学校、体育场、儿童医院，公共场所一律禁烟。之后三天，北京千名执法人员开始上街“巡视”。

　　“最严控烟令”在北京实施，我身边的同事感慨，“石家庄怎么一点儿动作都没有？”对于非烟民来说，他们当然希望“控烟令”越严格越好。想起自己在新加坡的经历，我不免有些担心，在一个自律和文明意识都还有所欠缺的社会里，这么严格的控烟令能不能执行下去？

　　同事显然比我乐观：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越来越反感二手烟的危害，这次控烟的效果一定会好过从前。想想也是，尽管在很多公共场合，我们仍缺乏自律意识，但每次去幼儿园接孩子，我还真正观察过，在幼儿园门口几乎看不到有年轻的父母抽烟。我认识其中几位家长，我知道他们是烟民，也许是出于对孩子健康的考虑，也许是迫于形象压力，我从未见他们在幼儿园门口抽烟。有意思的是，和他们聊起“史上最严控烟令”时，他们呵呵笑，然后说，挺好的，但别歧视烟民就成。让一个吸烟者对“最严控烟令”说出绝对支持的话，恐怕是奢望。

　　在这场控烟舆论中，吸烟者似乎已经被作为一个“施害者”的形象符号化。吸烟不是犯罪，一个能恪守群己边界的烟民，吸烟只是一种自我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有些消极罢了。但是，只要他在允许的区域内吸烟，就不应该背上道德枷锁被歧视。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多烟民单纯强调个人选择的自由，没有顾及自身选择对他人造成的危害，于是，吸烟者的自由与非吸烟者不受二手烟侵害的自由始终难以达到平衡。“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实施，一方面是应当在总量上达到控烟的效果，另一方面其实也应当调剂这两种“自由”的平衡。在一些控烟严格的国家和地区，诸如机场车站等纯公共场所，都有控烟装置完善、隔离有效的吸烟室。这样，既满足了吸烟者的自由，也保证了非吸烟者不受二手烟侵害的自由。即便是在路边，他们也会设置公共吸烟区。

　　控烟不是禁烟。吸烟与否，一定意义上讲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再往深处讲，一个有群己边界意识的烟民甚至不必背负道德压力。所以，执行“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并非意味着严格封杀，而是要为吸烟者提供更方便的“出口”。让人略有不适的是，“最严控烟令”更多强调了“堵”的严厉，几乎没有涉及“疏”的必要。提升吸烟者的道德自觉，仅仅靠严格的“堵”还不够，还必须予其“疏”的出口，这样才能慢慢“瓦解”他内心对“堵”的抗拒，控烟也才能取得长足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