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发生了3起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再次研究将“医闹”入刑。一个社会共识是，若任由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环境持续恶化，整个社会肌体都将遭受重创；医者有尊严，生命权益才有保障。

　　医患纠纷，是一个双输的过程。无论是人身安全缺乏保障、问诊工作时如履薄冰的医生，还是走进医院感觉“我为鱼肉”的患者，都从纠纷中感受到了无穷的痛苦。而职业化医闹的产生，更加剧了医患纠纷的严重程度，使之快速升级，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问诊秩序。

　　回望医闹产生之初，根源在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一旦产生医疗纠纷，患者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而为公平考量而设计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机构等等，在实践中仍有诸多不足，一些患者觉得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公正的救济。于是，职业化医闹打着帮患者出气、“维权”的名号，应运而生。这些医闹组织，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流程，如在医院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拉横幅、张贴标语或者大字报、散发传单等，待家属与医院达成赔偿协议之后，从中获取一定的报酬。

　　根据统计，从2013年10月21日到2015年6月16日，国内发生较大影响的暴力伤医及医闹纠纷事件约有30起。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2013年10月25日的温岭杀医案。把这些事件按行为分类，持刀或其他工具等致医护人员严重受伤的有11起，殴打医护人员的有10起，以摆放花圈、拉横幅等方式扰乱医院公共秩序的有11起。在一些严重伤医的事件中，多多少少都有医闹火上浇油的身影。

　　通过加大对医闹的惩治力度，比如将医闹入刑，或许能在一时之间“治标”，却远远达不到缓解医患矛盾、最终“治本”的功效。尽管近几年医改进程不断推进，但实践中，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仍然存在，就连挂号资源都严重匮乏，而就诊过程中，个别医务人员收回扣、收红包、开大处方、态度不好等问题，又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一旦发生就医效果不理想的事件，一些患者就会信奉“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错误观点，让医闹有生存的空间。

　　真空是灭蚊杀菌的好方式，消灭医闹，与之同理，要从根本上消除医闹生存的空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积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让基本医疗事业回归公益性，减少医疗机构人员逐利的企图。要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创新医疗纠纷的化解制度：一方面对医闹和涉医暴力行为必须“零容忍”，加大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另一方面要建立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构，用公开透明的程序正义保障患者的基本利益，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