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上海与北京

　　沙博理对中国的兴趣，要追溯到遥远的青年时代。1947年，美国犹太青年Sidney Shapiro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时，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沙博理”，取的是“博学明理”之意。

　　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系的沙博理，曾经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然而他却对律师职业生涯毫无兴趣和激情。“二战”期间，沙博理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于时局的需要，当局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外语，本来报名学法语的沙博理，因为学法语的人过多而被分派到康奈尔大学学中文。退伍后，沙博理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直到在朋友鼓动下，带着200美元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一个看上去充满偶然的选择，又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诱惑。沙博理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就有对未知的渴望：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曾和同伴一起免费搭乘便车和扒乘货运火车横穿了美国。而这次横越太平洋来到“富于魅力的东方”的旅行，无疑是一种诱惑——“我仍然渴望冒险。” 

　　沙博理刚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在码头上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在后来的回忆里，这成为一个颇有隐喻的意象：“1947年4月的中国，是很有点出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意味。”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在海关处用美元兑换中国货币，沙博理发现自己被“狠狠地欺骗了”；走在上海的街头，衣衫褴褛的工人、随处可见的乞丐和耀武扬威开着汽车横行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到处嘈杂、喧闹，还有难闻的气味。 

　　幸运的是，沙博理很快在乱世的中国找到了让他欣赏、认同的群体，这入口正是来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凤子。经在美国时的中国朋友杨云慧介绍，沙博理找到凤子，一开始两人约好互相教语言。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凤子是最早一批出演《雷雨》、《日出》等话剧的演员，在进步革命思潮影响下，当时在上海秘密协助地下党工作。通过凤子，沙博理得以接触到左翼进步人士。“经过她，我也认识了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也听他们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政治情况。我就开始明白了，当然水平还是很低。我至少能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948年5月，在冯亦代等文艺界好友见证下，沙博理和凤子结婚。同时，他利用律师身份做掩护，和凤子一起做了一系列地下工作：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把解放区来的密使带进美国人办公的商务楼密谈，设法冲破国民党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等。 

　　因为局势紧张，1948年末沙博理和凤子离开了上海，原定前往解放区的计划没有成功，最后在地下党安排下来到北平。与时髦的“东方巴黎”上海相比，古老的北平更符合沙博理对中国的期待和想象。“北平很清静，没有那么乱，有各式各样的小胡同，还有故宫，很美。”1949年北平解放后，冯亦代来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在《我不能忘记的人》一文中，回忆了与沙博理夫妇的见面：“我们相见时，十分欢喜，一则是久别重逢，二则是明朗的北方天空，周围的一切欣欣向荣的气氛，置身其中，似乎每天都在过节日似的……沙博理总乐呵呵地迎接这批旧友新知，眉宇间显得对于新生的中国，怀着一种无比的欢欣。他有时还哼着当时流传的陕北秧歌调。” 

　　在那个时刻发现新的中国，在李霞看来，对于沙博理这样的外国人是一个“特别可贵的时机”：“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试验田，一种新的试验，这样的试验特别吸引西方的年轻人。当时中国共产党推崇的那种民主、自由、平等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沙博理后来多次提起他和凤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可能是太激动了。”身边的凤子激动得大哭，而他也同样激动，觉得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 

　　周明伟觉得那是对沙博理影响异常深远的时刻：“毛泽东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瞬间，是他记忆中永恒的东西。那一刻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在他心中的地位。他由衷地认同新中国，要一个西方生活背景的人来认定这样一件事情是多么不容易，这也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当时的沙博理当然不会想到，此后在中国的几十年，他还会经历“文革”的动荡。但是即便那样，周明伟和李霞也很少听到他对那段历史的抱怨。“他在书里说，一般出错一年可以解决了，没想到一错就错十年，这是我听过他最大的牢骚话。”

　　认识沙博理的人都会提到他崇尚自由、平等、正义。而在沙博理心中，那个他发现的新中国代表了这样一种理想和追求，对此他并不怀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沙博理对种种社会问题不乏批评，李霞就听到过不少，但她能从沙博理的言谈中感觉到，这不是怀疑：“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推崇的东西是坚定信仰的，所以无法接受那些现象的存在。他不是对此失望，他只是觉得他心目中的中国不应该是这样。” 

　　中国古老的文化也对沙博理形成吸引。如果说在新旧中国之交来到这里对他是一个可贵际遇，那么和凤子的结合则是另外一个。“他这么爱中国绝对是因为凤子。”舒乙特别笃定地说。沙博理曾对舒乙说：“是凤子的手拉着我沙博理的手，像登长城那样，来到中国人民中间，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对他而言，凤子不仅是妻子，还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在凤子的影响下，沙博理阅读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品，后来一一将它们翻译成英文，从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到许地山、王统照、张天翼、柔石、端木蕻良等，范围甚广。也是经由凤子，沙博理打开了与老舍、黄苗子、司徒慧敏等一批中国文化人交往的大门。 

　　“老一辈的文人自身带有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对外国人有无限的吸引力。当时那一拨中国文化人身上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同时又接受新社会的洗礼，对沙博理有很大影响。他们推崇待人温柔敦厚，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些后来都能从他身上看出来。”李霞说，“我觉得整个人类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中也一定是有同质的东西，通常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互相加持，在这个过程中人日趋完善，日趋让两种文化都能接受。老舍、杨宪益等都是学贯中西的，沙博理周围是一些这样的人，所以他爱上中国一点都不奇怪。” 

　　在由“北平”更名后的北京，沙博理开始了他新的“职业生涯”。他先是成为对外文化联络局的一名英文翻译，1951年又进入英文版《中国文学》，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等共同工作。他的翻译是从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起步的。沙博理非常喜欢这一类小说，把它看成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武侠精神的代表。此后他翻译了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书籍，直到上世纪70年代翻译《水浒传》，迎来了自己翻译生涯中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