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耄耋之年，一生中唯一挨的一记耳光是在孩童时被日寇打的，终生难忘。

　　说起这件事，还要从上海轧户口米谈起。上海成为孤岛后，一直到1941年租界被日寇占领，粮食都是六谷粉（玉米），米只能从黑市买。偶尔米店有售户口米，就得“轧”。现今那么多电影，包括李安《色·戒》中的轧米镜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绝没有那样温良谦让。轧米是前胸贴后背排队，简直就是你死我活。

　　当时我十多岁，住麦特赫斯特路（今泰兴路），新闸路有家米店，偶尔贴出“明日售户口米”的布告，当夜就要排队。排队者大多是老弱妇幼。我那时读高小及初中，也去通宵排队。大家坐在地上，背靠排门板，秩序是好的。但到天快亮时，都起身站得紧紧的。因为天亮后一批职业轧米队就要来了，他们以此为生，轧了户口米后在黑市售出赚钱。他们来后就专挑老弱病残的人强插进队伍，只要插进一个人，就在前面一个个再插进去。这样使得原来就排得十分紧的队伍越挤越紧，最后把通宵排队的人挤出去。我是个孩子，也往往落得被挤出的下场。但我又不甘心一个晚上的排队白费，就挤在原来的地方想再轧进去。1941年后日军会在米店售米前来看一看。有一次一个日寇看到队伍旁边被挤出的我还在拼命往里挤，就过来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14岁的我被打得晕头转向，只得捂着脸悻悻回家去。

　　其实上海普通老百姓受侵华日军之毒害也是一言难尽的。原来我家住虹口长春路长春坊，“八一三”前夕父母带着孩子放弃房子里所有东西逃往租界。1941年后母亲曾回去看了看，我们老屋里住着日本人，他们霸占了我家所有的一切。解放后日本在上海办展览会，母亲看到日本旗，恨得咬牙切齿。父亲在邮局工作，去总局上班都要经过四川路桥，每天都要对桥上站岗的日军鞠躬，心里十分郁闷，贫病交迫，40多岁就过世了。

　　我们一家的生活，是当年万千上海家庭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