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是个消失多年的词汇。法新社曾报道说，陕西的终南山上，许许多多小屋散落于参差不齐的山脊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隐士人数与日俱增。“20年前终南山上就住着几百人。但最近几年人数增长极快”，另有报道说，有50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在此。

　　中国有源远流长的隐士传统。隐士往往对世俗生活感到厌倦，离群索居，与世俗社会保持最低接触，过着一种最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非一般人所能够选择和承受，因此这些人里往往有各种“高人”，他们要么能力非凡，要么德性高超，他们只是不愿意向世俗社会低头，于是出走而已。

　　通常情况下，世俗社会的统治者和民众对隐士持宽容态度，默认他们的生活方式。但韩非子却不认可人有隐居的权利，一旦隐居，便要杀掉。

　　且说姜太公受封于东方的齐国。齐国往东的海上有兄弟二人都是隐士，一个叫狂矞，一个叫华士，他们的宗旨是：我们不向天子称臣，不结交诸侯。自己耕田，自己挖井，无求于人。不要君主赐予名声，不要诸侯给予俸禄，不为做官而忙碌，只为自己而劳动。

　　姜太公抵达齐国都城营丘，派官吏抓捕他们，作为最先斩首的对象。

　　周公旦在鲁国听说这件事，赶紧派人传信制止，并责问姜太公：“这两位隐士都是贤士。现在您刚刚有了封国就杀贤士，为什么？”姜太公回答说：“他们不向天子称臣，那我就不可能把他们看作臣子；他们不结交诸侯，那我就不可能派他们出使；自己耕田，自己挖井，无求于人，那我就不可能用赏罚来勉励和约束他们。况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明，也不能为我所用；他们不希求诸侯授予的俸禄，即使贤明，也不能为我立功。他们不愿做官就无法约束，不接受任命就不可能对我忠诚。先王驱使臣民，不依靠爵禄就依靠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足以驱使他们，那么我做谁的君王呢？”

　　姜太公接着打比方说：“有一匹马堪称天下最好的马，但完全不受驱赶，连奴仆这么低贱的人都使唤不了它。现在那些人自认为是世上的贤士，却不肯为君主所用，自以为德性高超，却不肯为君主出力，他们不是明君可以使唤的臣子，就跟那些不可以使唤的良马一样。因此我杀了他们。”

　　韩非子拟托的姜太公的这番话，让人背脊阵阵发凉。

　　这番话的逻辑起点，是君王与臣民完全没有任何平等可言，非但没有平等，而且在君王眼里，臣民连奴才都算不上，直接与飞禽走兽、猪牛狗马相仿佛。使唤包括贤士在内的德高望重的人，跟使唤牛马没什么两样。给予爵禄，不过跟投饲料差不多，施以刑罚，也就是用鞭子抽打畜生或送进屠宰场一般。而贤士要隐居，那就是牛马不听使唤，杀掉他是天经地义的。

　　奉行这种看不到一丝人道主义的法家逻辑，使秦国成为畜生之国，瞬间强大又很快灰飞烟灭。在这点上，孟子倒是有深刻认识，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相反，韩非子完全不关心臣民眼里的君王是什么东西，君王杀掉隐士，成了臣民眼里的仇人，他毫不在意。秦政权被很快推翻，不足为怪。

　　韩非子对待隐士的态度，最集中体现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连隐居权都不存在，说明这个社会残暴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