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西泠印社八位同仁呈请杭州府钱塘县准予在孤山辟地建社的公函名录中，有位年方二十的年轻学子，他不仅是西泠印社早期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半个多世纪后，他又在武汉创立了著名的东湖印社，对篆刻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这位印人就是唐醉石。

　　唐醉石(1886—1969)，原名源邺，字李侯、蒲佣，号醉龙，别署醉石山房、休景斋。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幼年失怙，未及弱冠，随外祖父李辅燿至杭州。李氏博学多能，嗜好书画篆刻，所交皆为硕彦耆宿。唐醉石耳濡目染，醉心于金石书法，尤痴迷于印石篆刻，自号“醉石”。在西泠印社创立之初（1904），唐醉石即与创社四英中的王福庵、叶铭相交，并在印社草创时与外祖父出力尤多。辛亥年（1911）始，唐醉石游历浙、鄂各地，至北平担任北洋政府印铸局印信科科长，与王福庵为同事，并受邀出任故宫博物院顾问。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唐醉石举家南迁，再次与王福庵“共掌印曹”，凡军政官署之公章、印信，皆由其监制。抗战爆发后，唐醉石辗转西迁重庆，胜利后移居上海，以鬻艺为生。建国初受新政府之聘赴武汉，出任湖北省文管会主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1961年，为弘扬篆刻艺术，唐醉石以七十六岁高龄，在武汉创建东湖印社，被公推为首任社长。1963年西泠印社隆重举办六十周年社庆活动，作为唯一健在的创社勋臣，唐醉石不顾年迈，亲临杭州，并操刀篆刻“西泠印社”一印以贺。

　　唐醉石篆刻初受外祖父熏陶，早年又一度师从娄县（今上海松江）印人张叔木。一生致力于浙派及秦汉玺印风格的传承与创新，并精篆隶书法。与契友王福庵可称为近代浙派篆刻中兴的双子星。然而与王氏含蓄蕴藉印风不同，唐醉石主攻陈鸿寿一路，法度谨严，用刀老辣，深得陈氏雄迈恣肆、跌宕自然之妙。除此之外，唐醉石博采众长，取精用宏，上溯周秦两汉，下涉明清诸子。不论是奇逸错落的古玺，浑穆敦厚之两汉印，还是渊雅婉畅的元朱与皖派印风，刻来皆能得心应手。唐醉石篆刻手法与面目虽多样，但总体印风和谐，呈现出一位大家善于糅合兼使的超人素质。关于创作细节，诚如他在自撰的《治印浅说》中所称的：“印之章法，要布置妥帖，不板不俗，不故弄虚玄，不矫揉造作……”观其作品，神流韵闲，绝无乖张怪异之目，在尊古的基础上时时参入己意，较之晚清以来一些墨守浙派一刀一式，抱残守缺，陈陈相因的印人，益见大气宏阔。唐醉石曾自刻“合南北手为唐型”一印，表露出其志向与取法途径。

　　唐醉石与王福庵之间保持着长达数十年坚如金石的友谊，留下了许多精彩的交流印作，成为近代印坛上不可多得的奇缘佳话。从创作经历来观察，王福庵比唐氏年长数岁，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已基本偃刀，而唐醉石虽年登大耋，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治印不辍，并为顺应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书写、篆刻了不少毛主席诗词，及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词句，其艺术生命一直延续到“文革”初期。

　　唐醉石的意义不仅在于在西泠早期创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在文物保护、篆刻艺术创作及人才培养相对落后、荒芜的华中地区，开创了东湖印社，及时播撒出艺术的种子。这也是继西泠之后，在新中国成立的最早地方性印学团体，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外就篆刻创作而言，唐醉石较之王福庵，虽在字法纯正、章法稳练上不分伯仲，但在线条的节奏感与质感上表现更为强烈，精力弥漫。当西泠印风走向式微之际，作为将浙派发源地——西泠来命名的天下第一印社，能出现唐醉石这样一位宗浙骁将，也是印社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