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刚刚落幕，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不计其数的书籍记载和诉说了这段民族的悲惨历史。在一部部恢弘巨作之外，有一本薄薄的、不起眼的小册子，描述了作者在战火纷飞的乱世见闻，这便是郑振铎的《蛰居散记》。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文学史家，抗战期间在上海投身爱国救亡斗争。1941年上海租界全部沦陷后，郑先生不得不化名隐居，1943到1945年一直蛰居在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僻静小巷。身处乱世的郑先生深感度日如岁，这几年目睹了抗战沦陷区的乱世百态，期间既有朋友志士的杀身成仁，也有牛鬼蛇神的跳梁出丑。郑先生以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将这段黑暗蛰居生活所耳闻目睹的事实记录了下来，成为描述抗战时期上海租界众生相的一幅浮世绘。

　　法国文豪都德的《最后一课》在我国家喻户晓，然而，在《蛰居散记》中也有一个在中国抗战史上“最后一课”的故事，篇幅短小精悍，却让后人感受到抗战史上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和爱国热情。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当时在上海西郊真如地区的国立暨南大学校舍被夷为废墟。同年8月起，暨南大学不得不迁入相对安全的英法租界。新校址占地面积不足原校区的十分之一，非常狭小，暨大师生同仇敌忾，艰难办学，这段时期也成为暨大校园史上的“孤岛”时期。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来电是位好友，告知日军已于昨夜击败英法军舰，正从虹口及郊外陆续开进，占领租界。郑先生心急如焚地赶往学校。校长和重要负责人均已到齐，大家召开了一个简短而悲壮的会议，决定“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学校照常摇铃上课。郑先生的教室正好靠着马路，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景象，这时街上依然熙熙攘攘，没有一点异样。课堂上学生比以往都来得齐。郑先生把学校的决议通知了学生。学生们脸上显现着坚毅的神色，个个坐得笔直。郑先生决定不荒废一秒钟，把授课内容照常讲下去。学生们则心无旁骛地听，时不时沙沙记笔记。老师沉着的语音里带着坚毅的决心，像殉难者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上了刺刀。师生们都镇定，安详，没有紧张和焦躁。校园里十多个教室都是如此，老师们恋恋不舍三尺讲台，学生们则抚摸着课椅的扶手，或用铅笔、钢笔涂写着即将离别的字句。

　　教室里只有怀表的滴答声可以听见，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几分钟以后，该来的还是来了。10时30分，几辆载满日本兵的军用车，由东向西经过校门口，车头一面血红的旭日旗，在日光下格外刺眼。郑先生挺直了身体，盖上书本宣布“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起立，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只有几位女生在低声啜泣。学生们没有什么要问的，大家自觉地各自行动，像钢铁一般迈着坚定的步伐。

　　七十年后，笔者再次到静安区康定路528号暨南大学旧址。当年的校区已经不复存在，书中人物也难以寻觅。在暨大旧址门外，笔者仿佛看到了郑先生在讲台上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台下一群热血青年，翘首聆听，奋笔记录；仿佛看到了悬挂血红旗帜的日军野蛮冲入校舍，用武力逼迫师生接受殖民奴化教育；还仿佛看到革命志士铮铮铁骨，士可杀不可辱，面对入侵者的刺刀毫无惧色，却因担忧民族命运而悲天悯人……

　　路人的谈笑声将笔者的思绪拨回现实，眼前的康定路轨交环绕、大厦林立，道路两侧也正在进行着旧里改造工程，以往静安区老城厢的危棚简屋已逐步被现代化社区取代，不远处常德路口华灯璀璨，车水马龙。辞别郑振铎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笔者脚步却更加坚定起来。

　　十日谈

　　在书中重温抗战

　　年过九旬的老人，被书中的正义所感动，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