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淮剧《小镇》，想起台湾作家李敖曾说过，“好人做坏事，要比坏人做坏事更令人厌恶”。为什么呢？因为道德是需要成本的，而且不低；人性是具有弱点的，而且很大。既然道德是人类为克服人性弱点而筑的精神堤坝，那么注定要接受人性弱点的排浪挑战、如潮攻击。这挑战与攻击的焦点，就是那些主动或被动担当道德的人们。他们既要解决内心的纠结，又要注意身外的形象，更要时刻应对社会的赞美和责难，可谓内外交困，精神压力远超过常人。淮剧《小镇》就是一台表现“道德成本很高”与“人性弱点很大”的戏，介于当代个体心灵与社会实况的交叠之中。

　　淮剧《小镇》演的是某苏北小镇里，模范教师、全镇“道德偶像”朱文轩面对500万悬赏，从不为所动到违心冒领，从自责反思到主动认错，从面对托付到坦诚忏悔的过程。导致朱文轩一系列行为的外在动能，来自儿子欠债、妻子苦劝、别人冒领、老爹托付等等，但这一系列行为的内在逻辑，是人性光芒与暗斑的互相角力。与其说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不如说心理一折三波，该剧实为一台心理主导的戏，以此开展情节，并从小镇扩大至整个社会、从舞台延展至当代现实。该剧脱胎于马克·吐温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不过，经剧作家长达数十年的咀嚼、消化、酝酿，加上十三次修改的再创造，已完全实现了中国化——当然绝不仅是淮剧舞台上一个苏北小镇、一群苏北镇民的故事，就如剧作家本人所说，是调动了“生活的、知识的、书本的以及建立在自己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和想象的”，“是当代社会现象和精神世界的浓缩”，于是“更多地带有预言和象征意味”。

　　人性并无中西之分。但在价值观及其格调上，《小镇》与原著小说有了巨大差异——既不避“礼崩乐坏”的现实生态，又不失“礼失求诸野、问诸心”的方向，通过对主人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我净化和道德完善过程，体现出中国人可敬的精神，从而表达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信心、对当代中国人的信心。 

　　这是淮剧《小镇》创作观念的独特而贴合中国人心灵之处，是全剧最令人激赏的所在，但同时又成了最令人质疑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一欣赏审美的分歧，恰恰是多元思想和多样文化的体现，是原创文艺作品最大的魅力。 

　　如果说，马克·吐温是用挖苦和嘲讽揭示人心的贪欲与社会的腐败，从而令人觉悟的；而契诃夫是用悲伤感和绝望感唤起人们对同类的同情与对生活的畏惧，从而令人觉悟的；那么《小镇》则是以亲和力和亲切感，唤起人们心中的仁爱与希望，从而觉悟的。表面看来，它们在《小镇》临近剧终时分道扬镳了；但实质上，它们都体现出文学艺术的要旨——感召人，但从不强迫人。 

　　舞台上的那口南宋古钟，是几千年来传统道德的载体，与反复出现的童声《三字经》相对应，前者象征积淀和过去，后者象征传承与将来。古钟已锈，已被绝大多数成人从心底里毁弃了；于是孩子们的诵经声既给人以希望，又令人不安——他们的声音很纯真，但当他们成年后呢？ 

　　淮剧《小镇》给出了正面的回答，它让一个叫作朱文轩的成人站了出来，告诉更多的成人自己曾毁弃古钟、曾内心忏悔、曾在历经痛苦挣扎后终于幡然悔悟了。是的，人非圣贤，但人应该永远走在通向圣贤的路上。道德的成本是对人性弱点的克服。在这条路上，唯有真心并坚决地克服人性弱点的人，才是真正有道德的、真实美丽的人。愿真实和美丽绽放在更多成人的心灵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