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定下这门亲事

　　机会来了，1923年年底，阿锡手中有一批印度纱的布料，想要抛出，我父亲跟人家借了高利贷，硬是以五分的利钱把它吃了进来。第二年，上海天气奇热，凉爽的印度纱成为抢手货，我父亲一记头将所有的存货抛出，竟赚了第一桶金，还掉高利贷之后，还有不少利润。尝到这个甜头之后，我父亲开始了经纪人的生涯。但是他的心中还是存着一个念头，就是要自己开店，而且要开一个大型的百货公司。

　　从1920年到1927年期间，上海的人口增加非常快速，而新增加的人口以男性为主，上海顿时男女比例失调。

　　父亲在1924年的时候是19岁。有一天阿锡介绍了一个朋友，此人叫阿钟，湖州同乡会上海会馆的一位董事。三人到老正兴一起喝酒。谈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话题，阿钟说道他同乡会中有一个同乡，在邮政局当领班，家中有女一人，生得美如天仙，至今未字。因为老两口只有这一位掌上明珠，不愿嫁出去，希望将来女婿上门，两位老人会将他既当女婿又当儿子。

　　这一句话非常活络，可以看出上海人在说话方面的精明。既当女婿又当儿子，如果从感情方面说就是非常疼爱这个女婿。但从形式上来说实际上是要当入赘女婿。阿锡在旁怂恿，伯毅兄你还没有合适的女人，要不要那个八字去合一下，说不定你们有缘分。

　　阿钟说，这家人家姓王，家中殷实，饶有财产。邮政局在当年属于金饭碗，因为是外国人开办的，而且这家王姓主人已经在邮政局工作时间非常长了。父亲在他们的说动下，答应去试试，于是就把自己的八字给了阿钟。给了之后，因为自己跑街的生意很忙，竟也就忘记了此事。两个星期之后，阿杜找到父亲说，伯毅兄啊，王家对待此事非常认真，他们找人合了八字，说是你与女方非常般配，女方比你小两岁，如果你也有意的话，他们想跟你见见面。

　　父亲这才想起此事，转念一想，我在上海无依无靠已经过了三年，现在生意不错，也应该成家。虽然立业尚早，成家也是大事。于是就答应去见见王家大家长、我的外公王善宝。

　　外公一看我父亲，仪表堂堂，出言不俗，而且现在又正好有一份事业，还是来自故乡的人氏，心下就有点意思。

　　于是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很快地父亲母亲按照旧时的习俗结婚。据说我爸爸对我妈妈非常满意。我妈妈当时只有17岁，眉目清秀端庄，在父母的教诲下，懂得大家闺秀的持家规矩。两人琴瑟相合，很快生儿育女。但是却有一事令父亲不悦，那就是真的要当儿子了，是标准的入赘女婿，连自己的姓名都改为王玉生，我母亲叫王玉英，两人颇像兄妹称呼。原来，这就是当儿子的说法。父亲恍然大悟，有点上了介绍人阿钟的当的感觉。

　　我外祖父王善宝家族观念和封建意识十分浓烈，所生的儿子、女儿一律姓王。我父亲脾气耿直，为自己的吴家没有后代而愤愤然。两人互相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止息过。每次都是我母亲在中间受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像个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解放之前，他的这股闷气无法发出，到了1949年解放了，大哥已经参军，到部队上去了。他就想让我的二哥改姓吴。我二哥此时已在教书，他只得说，人家现在都知道我是王老师，这姓氏一改的话，我突然变成了吴老师，有点不太妥当吧。父亲哑然，但他的郁闷之气难以消解。因此我的出生为他继承吴氏香火送来了希望。

　　父亲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究竟如何？我本来是无从知道的。令人百思不得一解的是，1989年我留学赴美，临别之前，母亲除了送我几只同治年间的茶盅之外，还给了我父亲留下的所有与外界通信的信笺原稿。如今我读着这沓陈旧的民国年间的信件，不仅从发黄的纸张上温习到了吴家在1941年到1942年的生活，还看到了父亲当时在最困苦的时候，为了全家生计，到处奔波操劳的形象。

　　这里都是父亲给生意伙伴的信件，主要写给徐州钟志桢先生的。从信中所谈到使用货币储备券，可以知道是在1941年到1943年之间，此时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堵截了所有的对外交通和经济往来，成为工商业者的噩梦，也是我家最为困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