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数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古称“数”学。如果说“一”最具哲学意涵，“二”最具对称意涵，“三”最具变化意涵，那么“四”则最具有总结性意涵。古人习惯于举四以称，像儒家有孔门四科（文行忠信）、佛家有四大金刚、市井则有四大忠臣、四大美女。好像不加上个“四”不足以体现其全貌。但“四”更多却是和不好的事情相联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号召除四害，就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可能有点引申上的关系。可这还不是最终答案，因为“四害”的产生又是为什么呢？明明后面还有蟑螂、臭虫一些个“候补道台”在。揣着这个问题，回去放不下，想了又想，这几日突然恍然大悟。

　　这个源头原来在《尚书》里。《尚书·舜典》里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对此有更加详细的交代：欢兜进言共工，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洪水，试之而无功。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於是舜归而言於帝（尧），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后人又称欢兜为混沌，共工为穷奇，鲧为梼杌，三苗为饕餮，用这四种怪兽的名字以志其恶。《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被儒家奉为五经之一，发凡起例，其影响可谓深远。后世各类事物但凡举四，非重即大。如用于地形者，五岳之外，有四渎、四镇；用于天文者，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用于哲学者，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道德经》中也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用于人物者，有通举各代而言之，四大奸臣如王莽、曹操、秦桧、严嵩；有举一代而言之，四大奸臣如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要其用意，一则以显其权势之大，一则以彰其为恶之重。

　　我们于此更是知道了，舜帝所以能干成一番大事，勘画十二有州，制服洪水，讨平叛逆，不仅在于其能和以孝、慎和五典、百官时序、四门穆穆、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不迷，还在于其惩恶扬善不遗余力，尤其对待恶势力，一个办法，除恶务尽。无独有偶，《尚书·胤征》篇里也讲述了夏的方伯胤侯征讨因为荒废厥职、致使天象混乱的羲和氏，文中胤侯对大家讲：你们看到过大火的灾害吗？那是“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景象。我告诉你们，“天吏逸德”，它的危害还要“烈于猛火”。我要率领你们“歼厥渠魁”，更要“旧染污俗，咸与维新”。这是何等的气势。这不也是古人惠赐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吗。

　　《诗经·大雅》有一首诗叫《民劳》，诗凡五章，首章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曾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后四章皆于此意反复咏叹。诗的意思是说：老百姓已经非常辛苦了，应该可以过一过安宁的日子了，要把国家治理好,安定好四方，不要放纵宵小和那些贪残暴虐的人，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敬畏。毛诗序传并郑笺咸谓此诗作于西周盛衰之际，上下交侵，贪墨公行，天下鱼烂,莫可底止,遂有东迁之变,王纲废隳。读到此诗总是不免唏嘘落泪。想象着国家复兴在即，其来之何等不易，民众何等辛劳，倘不爱惜加护，诡随寇虐，任一切付诸东流，到时岂不晚矣。殷鉴不远，可不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