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看书，我爱逛书店。我从小就爱逛书店。

　　我小时候在广州，周末一天半休息，总有半天泡在永汉路（今北京路）几家大书店里。当时广州的书店都是上海开过去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儿童书局。在那些书店中，世界书局的书买得最多，它出版的古典小说我全买了，因为它的古典小说编得好，有人名索引、内容提要等等，编得非常认真。广益书局的书我也买了不少，它出版了许多别的书店没有的章回小说，据说这个书店收购散失在民间的旧小说印出来卖，所有的书都卖一折八扣。没想到广州当时有两位书店的职工后来成了我上海的工作同事，一位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吕鹤鸣同志，他曾是广州儿童书局经理；一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鸿志老法师，他曾是开在广州的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的小老板。后来我们提起这件事觉得真是好玩，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小朋友。

　　1938年我从广州逃难到上海以后，还是爱逛书店，经常到福州路去，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我在上海最初住在四川路北京路，住的地方比较小，也没有我的书橱，所以买书不多，只是去看书。后来领导我的肖岱同志说，你要买什么书跟我说一声，我买书可以打很大的折扣。后来我才知道，他买书是通过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地下党员包文棣同志。包文棣同志后来也成了我译文出版社的同事。不过在敌伪时期，我还是买了一批书，因为每年快到元旦时，商务印书馆就要把一大批书七折八扣卖出来，主要是为了凑钱给职工发工资用。我到现在还收藏着一些商务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就是那时候买的。商务这套丛书中有一些书在敌伪时期戏剧界也派用处了，例如很出名的话剧《甜姐儿》，就是根据商务那些书中的法国剧本《巧克力姑娘》改编的。

　　解放后我当然也逛书店，我甚至有个习惯，凡有新诗集出版我都买，这是因为新诗的销路不好，我为了表示支持诗人们写诗，所以出一本买一本。我有一次还在静安寺新华书店看到荣毅仁副市长买书，他汽车开到书店门口，走进书店，店员就把打好包的一包书递给他。荣毅仁走后，这位店员对我说，荣毅仁正在研究哲学，请他们凡哲学图书出一本就给他留一本。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还是逛书店买书，八个样板戏的剧本我全买了。直到今天坐上轮椅，我也曾由我儿子推着进过几次书店，买了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还有京剧名演员高盛麟的书。

　　我不但爱逛书店，还喜欢逛旧书摊。这我已经写过文章，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