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崇洋不媚外　　

　　“无心插柳柳成荫”。开埠之后，上海以对外贸易为先导，租界发展为模式，逐渐辐射扩展，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由华南向华东的转移，各地具有经商传统的客籍人士也以西方人相似的积极态度，纷纷相邀从各地转移到上海，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主力军，长江三角洲腹地经济结构与正在迅速拓展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们已经越来越无法仅仅作为内向型的经济体系而孤立存在了。传统商业贸易中的商品结构、投资及操作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开埠以后，上海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思维大规模冲击的地方，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所凝聚出的对企业家精神的思考，也影响到了上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例如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的荣德生，生活俭朴，平日粗茶淡饭，土布长衫，一双布鞋，对物质生活无过奢的欲望。在他的居室里，挂着自撰的一条横幅：“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这种传统传承到今天，表现为上海的企业家一般比较低调，而且相对来说更加乐于慈善。在早期上海的一批商界精英中，他们凭借自己地域和语言优势，有效地化解了中西方因语言、制度、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矛盾冲突，使中西双方在文化互不了解和互不适应的情况下，较顺利地走近对方，从而大大缩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距离，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双向历史发展；与此同时，上海商人群体也善于抓住机遇，扬长避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波谲云诡、深不可测的世界经济大潮的冲击，创造性地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人生的大转折。

　　在上海的外国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客观地说，其中对中国人不乏示范效应。上海形成了多国、多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混合，有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还有犹太的，在虹口那一片还有日本文化的影响，这就使上海的文化资源相当丰富。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人较早与“老外”打交道，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与交流，也铸就了上海人看“老外”的独特眼光，这就是以平等地交易，平和地相处，平实地处事，在这种与“老外”的双向互动中，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也给上海商人以巨大影响，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西方的契约精神和公平交易的理念也构成上海文化中颇为显著的特点；“合作共赢”的底气加之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具有更加包容的意识，上海人中造就了无数商界精英和行家里手，他们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由于多年与“老外”周旋，上海文化内涵中包含了太多的西洋文化素质。如果对上海的民俗与传统作仔细分析的话，就像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建筑一样，上海文化内涵中包含各种各样不同的国际文化传统。

　　上海居民对外国人的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崇洋不媚外”。我赞同已故历史学家沈渭滨的观点，他说：“‘崇洋媚外’是个贬义词组。意谓不仅崇拜、而且谄媚外国和外国人。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下某些丧失民族自尊、自信信念的阶层或人物的一种心态和行为。具体地说，崇洋是心态，媚外是行为。”我理解的所谓“崇洋”，就是对西方文化有一种情有独钟的认同，它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例如日常生活中的“舶来品”，诸如吃“法式大菜”、戴“瑞士名表”，羡慕工业文明后的一些科技奇巧等；对于后者，是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吸收，拿来为我所用。我看，这种“崇洋”并无不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积极因素，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

　　所谓“媚外”，却是比较大的问题，它的表现是一种奴颜婢膝，尽管也是伴随着崇洋而派生，往往是从对西方文明的崇尚逐渐演化为对西方势力的恐惧。认为—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最终发展为民族虚无主义。最初表现出媚外的，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官僚买办。随着外国势力的扩展和中国国力的日益颓落，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乃至普通市民中的一部分人也呈现出媚外的奴态，有的从“媚外”演变成出卖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内奸，甘心情愿地做西方人的奴才，竭尽出卖本国利益之能事。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媚外都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