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奇葩”，就是深受怨念的“奇葩证明”。“奇葩证明”看上去真的都很“奇葩”，比如说前几天，安徽有位73岁的老人，为了给91岁的母亲领遗孀补助，先要到派出所开具母亲“还活着”的证明。虽然公安部已公布，公安机关不再出具“公民生存（健在）、死亡证明”，但民警看老人奔波辛苦，还是开了证明。

　　这一朵朵“奇葩”，不能说是凭空长出来的。以上述报道为例，要求证明老母亲“还活着”，无非是民政部门为了防止子女在老人去世后冒领补助，且这位老母亲的居住地和补助领取地并非一地，对政府部门来说，“异地”似乎意味着冒领风险上升。

　　这好像是在说，“个别人的不诚信让全社会埋单”。这不是没有道理，“奇葩”的长成，不诚信现象“功不可没”。然而，为何“个别人的不诚信”可以轻易攻破堡垒，而政府部门对此束手无策，只能采取“让全社会埋单”这种高成本方式呢？与其说全社会是在为“个别人的不诚信”埋单，不如说是在为公民基础信息滞后的管理方式埋单。

　　公民的身份、生死、婚育、亲属关系等等，这些基础信息非常重要，许多法定权利的实现、社会活动的开展，都要基于这些信息。过去，由于政策法规不严密、基层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等，手写档案存在资料不齐全、不规范、不连续而难以认定等问题。如今，信息管理手段仍有不少落后之处，比如在一些地方，多个部门都在采集人口基础数据，不仅重复而且可能造成大量差错。

　　有些时候，并不是证明不重要，而是证明由谁提供、怎样提供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较完善的公民基础信息系统，既要准确地采集、安全地保存公民基础信息，又要实现各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数据”、“互联网+”等等，让人感到搭建这样一个信息系统并非天方夜谭，但真正要做到，必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奇葩证明”长于滞后的社会治理方式，要真正拔除，必须由此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