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梁晓都曾是复兴中学学生。梁晓文采好，口才也好，与人辩论巧舌如簧，在校园里是有知名度的。后来我们都去了安徽蒙城当知青，不在一个公社，有时也会见到。

　　2014年春节，我去德国看望身患重病的梁晓。Neuss，两千年前古罗马军团的驻地，一个人口11万的德国小镇，宁静安逸，梁晓和妻子小林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梁晓家里墙上，有一幅颇有气势的笔力韧性的书法，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被吟诵千古的佳句，想来也是主人的心境。梁晓说，这是我生父写的。梁立言，八十年前复旦大学学生，很偶然的，认识了马路对面翔殷路上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学生王文仪，日后结为夫妻。抗战中梁立言成为国民党高级军官，新中国成立后身陷囹圄，夫妇俩走出大半个世纪跌宕人生。而1949年出生的梁晓，自幼过继给身为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姨母姨父，就有了自己说不完的故事。梁立言刑满释放后，被彻底平反，辞世前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如今，他们都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在Neuss的几天，每天晚饭后，坐在木质长条餐桌旁，我们聊家事国事天下事。我建议梁晓可以写写自己家族的故事。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提起，必定也是梁晓心里盘桓已久的心事，只是一直没有动手去做。

　　我相信每一个渐入老境者，面对内心，回忆似乎比展望更多，何况还是在远离故土万里之外的异国。梁晓生父留下很多记录和录音，梁晓对这位分别三十年后又重相识的父亲，会有怎样的情愫？曾经站在两个政党阵营的生父母和养父母，命运迥异，连接的纽带，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亲情。在她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有着投身革命的相同热情。历史像一锅五味杂陈的汤，扬弃了水分，剩下在锅底的，就是抹不去的了。写出父辈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己的故事，应是梁晓久已有之的夙愿。

　　2014年春节后，梁晓订出了写作计划，开始行动。他从Neuss把写好的章节发来给我，我也会及时无保留地提出建议。

　　我没有想到重病的梁晓几乎完全按照自己定好的时间计划在推进。很多个晨昏，我在电脑荧屏前读那些文字，面对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无法淡然。

　　“文革”中，梁晓养母由于被揭发“包庇”尽管已离婚但仍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的生母，因而姐妹俩被同台批斗。妹妹悄声对姐姐说：“不要去死，我们没有死罪！”姐妹俩一起爱着一个孩子，而这个已成为高中生的孩子，曾经狂热而忘我地投身于“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

　　2015年，梁晓竭尽全力地完成了全书《从梁村到山阴路》。

　　书准备付印的时候，天安门正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排在最前面的是坐满抗战老兵的车队方阵。耄耋老兵，有一位从头至尾举着右手，是标准的军人敬礼。我的心头翻起波澜。

　　梁立言留下的遗言里说：“不必为我而悲伤，应勇敢接下社会进步的接力棒。我当为你们的成就告慰。”这很有我自幼熟悉的那个时代的豪迈。梁晓的书，可以告慰前辈的成就。

　　走进真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